白先勇: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是所有中国人的心愿

前言:在专访中,著名作家白先勇说,“哪里有中国文化,哪里就有我的故乡”;他提倡两岸目前文化交流最重要;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他一个人,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心愿。

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11月18日接受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专访,白先生饱含深情地介绍了他的父亲–白崇禧将军的战功和战略,回顾了国共内战之初一个不为人知的可能改变历史的历史瞬间,还介绍了他父母对他的影响,他的母亲,他的故乡等。对待最近的“习马会”,他说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两岸要和平,中华民族要复兴。他提到了他的求学过程,怎样从学水利的,转学文学,怎样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影响了一批作家,以及怎样在美国中西部的玉米地里写出上海的纸醉金迷的夜生活,还有他的作品《台北人》、《孽子》等。白先生退休后,极力推动昆曲的复兴,他曾说过昆曲是中国表演艺术中美学成就最高的。他推动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在全世界演了200多场,场场爆满,反响空前,至于什么时候能来西雅图公演,白先生说“是有打算的,不过要看机会”。白先生还对台湾淡化中国历史的教育,以及大陆兴盛国学热等谈了他的看法。白先生一生在很多方面都有巨大贡献,包括在文学创作、推动昆曲的复兴,还有近几年出版的战争回忆的作品,包括《父亲与民国》等,还有他在北大讲授昆曲、在台湾大学讲授《红楼梦》等,他说他梦想在21世纪有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出现。

 

访谈全文(记者:小元)

小元:白老师两年前曾来到我们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介绍作品《父亲与民国》,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您认为包括您的这本《父亲与民国》在内的回忆战争的作品的意义在哪里?

白先勇: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很多地方都在举行研讨会或是其他活动来纪念抗战胜利的日子,我也参加了在台北、在美国的一些座谈会。那么我的题目就是“白崇禧将军与八年抗战”,讲我父亲对抗战的贡献。我想因为对于抗战经过那一段我是比较熟悉的。

总的来说我父亲对抗战的贡献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他的战功,一方面是他的战略。首先,他是杰出的带兵将领,是驰骋沙场、指挥百万大军的将军。他参加了很重要的几次抗日战役,包括台儿庄大捷、昆仑关大捷、庐山保卫战、桂林保卫战等大大小小很多战役。有的是他自己指挥的,有的是他跟别人共同指挥的。所以他在这一方面,可以说,八年从头到尾都是亲自参与的。七七事变那个时候,民国26年,蒋中正委员长在庐山号召全国抗日,当时我父亲是地方军势力的一个领袖,他积极抗战,是第一个响应的。所以他在八月四号就飞往南京了,参加抗战。他那个时候影响蛮大的,他第一个响应以后,像四川、云南等地方都风起云涌地参加了。中共方面也是,像朱德啊他们一起参加的抗日。所以我父亲有领导的作用。到了南京的时候,日本报纸头条登出来就是“战神莅临南京”,所以日本人也知道他的分量。他去了之后,委员长就委任他为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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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神”白崇禧将军在战场和将士在一起)

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台儿庄大捷这一仗,他跟李宗仁两人共同指挥。在台儿庄那一战前夕蒋委员长就带我父亲飞到徐州,要我父亲留下来跟徐州人一起指挥战争,这一战可以说是八年抗战里面转逆点的一战,因为之前经过上海保卫战、南京大屠杀,国军的损耗很大,可以说日军侵略中国势如破竹,一路下来简直无法抵挡,所以全国有种非常悲观消沉的情绪。那么这仗一打给了日本迎头痛击,使全国士气为之一振。打破了皇军无敌、三月消灭中国的神话,也是日本军队自明治维新陆军建军以来头一次打败仗。那么对于之后的八年抗战影响是很大的。然后呢,像昆仑关、像庐山保卫战等战役中他都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他在战场上面有相当大的战功。

另外一方面,也是重要的一方面,他是个军事战略家,有“小诸葛”之称。整个抗战的大战略是我父亲定下来的,由军事委员会接受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民国27年在武汉开了最高军事会议,他提出来大家都很熟悉的“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对日本人做持久战。这个战略是在武汉提出来的,被军事委员会采用,后来成为抗日最高战略指示。因为那时候日军的军备跟军队受过的训练远远胜过国军,所以要跟他们强硬抵抗的话要有一个大战略,就是利用中国广大的空间把日本人拖到里面去,打消耗战。他们要速战速决,而消耗战要把日把军队陷入泥淖里边消耗它,把它拖垮。整个战略对取胜都很重要。所以说分量方面,一方面是他的战功,一方面是他的战略。

小元:白先勇先生的父亲白崇禧将军在战场上有“战神”之称,他歼灭了很多的日军,连后来毛泽东都说白崇禧是中国境内最阴险狡猾的军阀。听说白崇禧曾经差一点点就能彻底打败林彪,是吗?

白先勇:是的,也就是毛泽东讲的“白崇禧是中国境内最阴险狡猾的军阀”,它是针对什么呢?最后国共内战,林彪跟我父亲打仗的时候,我父亲从武汉节节撤退下来,到了湖南衡阳附近青树坪这个地方,把林彪打了一个大败仗,毛泽东相当愤怒,所以有这么个说法。

其实我父亲跟林彪两个人可以说是从头打到尾,从东北一直打到广西。1946年,第一次四平街会战,那个时候国共两党的军队抢夺东北,两边差不多都有十几万人,在四平街这个地方打了一个会战。那时候有装备最优秀的国军,像孙立人的第一军、杜聿明指挥下的廖耀湘的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二军,都是最强的,有飞机大炮等军备。所以在拉锯战的时候,1946年5月17号,蒋介石就派我父亲到东北去作战,三天下来就打败了林彪。那仗他们败得很凶的,提前往哈尔滨撤退,我父亲就乘胜追击。那时候孙立人的军队已经过了松花江,马上要打进哈尔滨了。如果打进哈尔滨的话,我父亲赞成彻底歼灭林彪的军队。那时候是有可能的,因为林彪的军队之剩了几万个兵,溃不成军了,毛泽东已经下令要从哈尔滨撤退了。这个时候美国马歇尔去调停国共内战停战,而且蒋介石自己也误判了林彪的军队,以为它已经打垮了。所以6月6号决定停战,这下子林彪就有了转机的机会,他等在东北,后来将剩下几万人的军队逐步发展扩充,百万大军从东北打下来,打到海南岛。这次经历是我父亲国共交战中最大的一次错误与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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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战役白崇禧大败林彪)

小元:我们知道您的代表作《台北人》的扉页上面写了“献给先父先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那么您的父母对您的写作生涯是不是有很大影响呢?

白先勇:他们没有直接影响我的写作,但是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那个时代,我父亲他们那一代的历史沧桑与变迁,对我影响很大。刚好我的童年经过抗战,青少年经过内战。这些我都亲身经历过,看到整个国民政府的兴衰,也看到他们那一代历史上面的沉浮。所以这些地方对我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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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元:听说白老师您是桂林人,那么您一生呆过很多地方,包括桂林、重庆、南京、上海、台湾,还有美国,那么您认为哪里是您真正的家呢?还有那些您呆过的地方各自对你的重要性是怎样的?

白先勇:这个问题别人也问过我很多次,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我出生在台北,一个月后到桂林去,所以我的籍贯是桂林。我的确是桂林人,而且我在桂林长到6岁,有很强烈的记忆。经过几十年我再回到桂林的时候童年的记忆非常鲜明,所以我想那个就是所谓“原乡”。虽然我在桂林住得很好,但只住了6年就没有回去了,在台北、美国等地呆了很多年。很难说地理上的故乡,很多地方都可以算的,像我住了11年,在我的成长期,对我整个创作影响最大的是台北。可是我在美国受教育、找工作也有几十年,所以可以这样说,我想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我真正的故乡,只要我回到传统文化去,我就感觉好像回家了一样,有那种亲切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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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先生的出生地桂林)

小元:所以说哪里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哪里就有您的故乡,是么?

白先勇:没错,所以后来我也到中国大陆去,推广昆曲。文革以后,传统文化要慢慢恢复,要紧的是把它振兴起来。我的感觉就好像回到家乡去,为家乡做件事情一样。

小元:白老师您应该知道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前不久在新加坡实现了两岸历史性的会见,那么您是不是觉得这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一个开始呢?

白先勇:回头想想,国共两边的领导人上一次见面是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人见面。除了这个以外这么多年,几十年后再见,这意义不一般,两边都有一种意愿。

第一是要维持两岸和平,这是最重要的。我想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已经对中国有很大的损害。所以我认为第一是维持和平。第二,他们两个都在想,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如果从这个方向来看,我觉得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文化复兴最好的契机。如果这个时候再没有这种中华文化的文艺复兴,我想我们传统文化也就繁荣不起来了,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再一个整个民族每个人心中都有这种愿望、想法,那么台湾当然可以贡献很大,大陆也贡献也很大。但我觉得在这方面先要建立政治上互相的信任,不是说你来吞噬我,我来吞噬你或是反抗你这种抵触情绪。这个很复杂,肯定要经过长时期、慢慢地水到渠成的一种趋势,而我觉得现阶段最要紧的是维持两岸文化交流。这是要紧的。但我这一次推广昆曲。这是两岸的文化精英、知识精英合作共处的一个大的工程。我想政治上的分歧是比较难调和的,要慢慢来,而文化上的融合因为是同一个民族,所以是比较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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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马会)

小元:白老师我在多个场合听到您引用刘禹锡的《乌衣巷》这首诗,那您觉得这首诗是不是特别适合用在大陆和台湾两岸的现状上面?

白先勇:朱雀桥头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想《乌衣巷》这首诗讲的是西晋东迁的事情。我在这里也是在做一个历史上的寓古于今的作用。西晋东迁从洛阳迁到南京,国民政府是从南京迁到台北,在这方面有一个历史上的对照。所以刘禹锡的诗里面写的西晋东晋的情况与现在两岸关系是有形成一种比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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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元:白老师您的很多作品,包括《台北人》、《游园惊梦》、《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都脍炙人口,也是二十世纪影响了好几代人的作品。那么我听说您读大学的时候一开始是学水利的,后来怎么会萌发文学梦的呢?

白先勇:其实是这样子的。我都学,但最爱好的是文学。但是当初年轻,有种理想主义,我在地理书上念说中国很需要一个三峡大坝,这样我们的话我们的水利可以灌溉多少农田、会发多少电,中国可以强盛起来。所以我做这种梦,说那我就替中国建个水坝吧。于是我就选了水利这么一行。后来我发觉我不太能当一个一流的工程师,当然我的数理还不错,但我的工程设计是不行的,是没有很好的概念的,所以我觉得不会做得很好。而那个时候我心中强烈的想要写作的渴望一下子爆发起来,所以我就放弃了水利,重新去念文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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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元:很遗憾您当初没有参与三峡大坝的设计

白先勇:如果当初继续学习水利,现在看可能我不光不会去参加,还要反对马上建大坝,因为三峡大坝这么复杂的一个工程要多方评估它的优点、缺点或者它的后遗症,所以我想说,如果我学了水利,等到现在年纪大了都还没建好呢,哈哈。

小元:听说您是《现代文学》杂志的创办人,三毛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在您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的。那能不能介绍一下那时候的情况?

白先勇:《现代文学》是我们1960年创刊的,那个时候是台大外文系的一群年轻人创办的。这些同学们正好都蛮有文学才能的,像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都是很有名的作家。前前后后包括王祯和、施叔青、陈映真等好多现在有名的作家,第一篇都是在我们杂志上发表的。因为那个时候年轻没有名气的作家要找个发表园地是很难的,而我们刚好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让这种年轻、有才气的一些作家在我们杂志上发表文章,所以最后出了很多著名作家,所有当时的诗人都在我们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我现在回头想想我们杂志的确影响蛮大的。

三毛很有意思。三毛亲少年时有自闭症,不到学校念书,去学画画。她学画画的老师叫顾福生,是五月画会很有名的一个画家。她老师有一天拿她的文章给我看,他说:“我教了一个女学生,叫陈平,她的绘画才能倒不怎么样,可是写作好像很好”。他就拿她的文章给我看,我觉得很惊讶,那时候三毛才十六岁,这么年轻有这么奇特的感情,于是就登到我们杂志上去。后来三毛写回忆录,她说就是因为那篇文章替她打开了一扇门,从此变成作家了。她当时很兴奋,捧着那本杂志又哭又叫地跑回家去。我那时还不知道对她影响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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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和荷西)

小元:白老师您在您母亲去世之后四十多天就到美国留学,当时您的父亲到机场送行,这也是您跟您父亲的最后一次会面。那么我们都知道您父亲是著名的“战神”白崇禧将军,但可能很多听众对您的母亲不是很了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母亲对您重要的意义?

白先勇:我母亲跟我父亲结婚的时候,我外公在清朝是当官的,是县官,我母亲是他的掌上明珠。我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就当家了,是个很能干、很会独立思考的女性。那时候大家闺秀都裹小脚,她就不肯,就跟他祖母反抗,踢她祖母的门。所以她家里就没有给她裹脚。她后来跟着我父亲北伐,抗日的时候她也带了80几个人逃难。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所以她也是从一个家里面的千金小姐一下子变成一个军人的妻子,很有担当。我家里都是她一手撑起来的。我父亲常年在外面打仗,所以家里面都是她管的,而且我们家有十个兄弟姐妹,现在看很了不起,也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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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母亲马佩璋)

小元:白老师您是1963年在爱荷华大学学习文学理论和创作研究,1965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来又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中国文学并在那里定居,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在美国留学的一些经历?

白先勇:我觉得我们很幸运。那个时候爱荷华大学刚好有这么一个班,可以坐在工作室,通过创作来拿到学位的。它是Master of Fine Arts:创造艺术的硕士,可以用写小说、写诗、写戏剧等形式得到Master Degree,刚好合乎我的兴趣,所以我、欧阳子、王文兴,我们几个就都去念这个学位。我在那边念了两年,还蛮有收获的,念了不少西方经典著作、小说。那两年对我来说影响蛮大的,让我思考以后创作的路子。到了美国来以后反而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对自己国家真正的看法更加有了新的一种比较的视野,而且反而对自己文化的热情更加高涨。所以我在念完了以后也很幸运地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找到了一份教职,我就在这里教书一教教了29年。这份工作给了我一个相当安静的环境,让我继续我的创作。美国提供了一个很利于我写作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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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在爱荷华求学时期的留影)

小元:我听说像《永远的尹雪艳》这样描写纸醉金迷的大上海的舞女的生活的这样的作品,是您二十多岁的时候在美国爱荷华的玉米地旁边的爱荷华大学创作出来的,是这样么?

白先勇:那是我在爱荷华大学的时候一边念书一边写的。那时候有意思的就是,爱荷华在美国是个比较像农村、乡下的地方,四面都是玉米田,所以我想在玉米田里边我写了上海高级交际花的一个故事还蛮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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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元:在那个保守的七、八十年代,同性恋还是一个禁忌,您的小说《孽子》敢于突破,成为同性恋者在暗夜的心灵守护者,那么您当初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白先勇: 其实在念书之前我也写过一些关于同性恋题材的短篇小说,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文学写的就是人性、人情,我想同性恋感情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写。在我写的时候倒也没有顾忌到社会对我的反应,现在回头看那时候还在禁忌,算是相当大的一个突破,但当时我写的时候没想过这些。我就是想反映一些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命运,我想的是那些,所以就写下来了。一个作家,我想,对自己的感情、自己的信念要百分之百的诚实,不要有任何的顾忌,这样才能让文学更纯粹。文学不能说谎,文学一定要很诚实的、很真诚的。

小元:所以《孽子》这部作品里除了同性恋人之间的关系之外还有父子之间的关系是吧?

白先勇:我想是的。写的时候开始不一定想得那么多,后来写完了之后发现这部小说可能在这个父子的主题上非常重要。现在回头看可能超越了写同性恋之间的事情,而是写普世的父子关系,刚好儿子那一代是同性恋,父子的主题变成主旋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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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题材的经典巨著《孽子》)

小元:您说过昆曲是中国表演艺术当中美学成就最高的,您当初推动昆曲复兴的初衷是什么?

白先勇:第一,昆曲衰微了很长一段时间,像文革的时候被禁了十年,文革结束后好像又有重新回来的趋势。但到了九十年代,那些第一线的老师傅们渐渐到退休年纪了,演员老化了,观众也老化了,而且表演的方式也比较保守,不适合现实观众的美学。那么我想这么了不起的一种表演艺术,一定要想办法给它新的生命。当然我现在看来也有点不自量力,因为我自己不是昆曲界的人,可是我的使命感是有的。所以那时候我也是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参加了昆曲的复兴运动,制作了青春版《牡丹亭》,还有《新版玉簪记》等几个戏,的确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青春版牡丹亭》,到现在已经演了200多场,全世界都去演过。2006年在美国西岸四个加州大学的Campus,包括UC Berkley、UC Davis、UCLA、 UC Santa Barbara,我们演了一个月、12场,场场爆满,反应空前热烈,真是演得轰轰烈烈的。而且美国观众的反应热烈得出乎我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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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在全球热演200多场)

小元:希望青春版《牡丹亭》能在西雅图公演

白先勇:我们本来也有想法希望能到温哥华、西雅图去演,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打算,以后看机会吧。

小元:白老师您小时候是不是在上海看的昆曲?

白先勇:是啊。那时候抗日战争已经胜利,梅兰芳抗战以后第一次回到上海去公演,演的是昆曲,我跟我父亲去看了那天晚上那一场,刚好是《牡丹亭》和《游园惊梦》。从那时候开始,我跟《牡丹亭》就结下了缘了。

小元:我听说您在上海推动昆曲公演的时候,意外发现了您在上海的故居是么?

白先勇:我在1987年,经过39年以后在回到上海去,复旦大学请我去做访问学者,我快离开的时候他们说上海昆剧院在演昆曲《长生殿》,我兴奋得不得了。40年以后还有昆曲在,我就去看了看。那时候是蔡振仁等演的,演得非常好,精彩得不得了,我兴奋极了!之后我就到后台跟演员继续讨论聊天,聊到高兴就说请他们吃饭,做个东。那时候上海很难找到一个饭馆,都是满的,大家说,那到越友餐厅吧,我一听,餐厅就在现在的丰园路150号,在越剧院里头,这就是我从前在上海住的家!经过39年以后第一次回到上海请客请到自己家里面去了,太巧了!我就请他们到越友餐厅,那时候是越剧院在那里。我小时候是住这里的,我父亲倒没有住过,就我一个人在这里住过快一年吧,所以有很多很多回忆,很有意思,很巧,都跟昆曲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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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的上海故居现名为“白公馆”)

小元:我听说现在台湾中小学教育中国历史的教育正在淡化,但中国大陆却在风行国学,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的?

白先勇: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问题。本来在台湾,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保留得还不错的,学校里也教授中国文化的课程,不管是历史还是古典文学。后来近一二十年,要淡化中国历史,我觉得这是相当危险的一个做法。这样的话台湾的文化基础就动摇了,就空洞了。我主张应该是中华文化在台湾再造,中华传统文化可以把台湾一些创新的东西放进去,以一个新的面目出现。近年来有很多文学、艺术表演都有这种艺术成果。所以要去掉、淡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很危险的做法,很险很险。中国大陆现在反过来,因为前几十年文革啊、破四旧啊推倒中国文化,现在他们也知道这种文化对中国整个民族文化前途事态之大,所以在慢慢恢复。这个趋势是对的,当然破坏了以后要重新恢复不是一两年能做到的,需要长期的修身养性,我想这是很要紧的。不过能够走这条路,能够看到这些,就是好的,虽然路程是漫长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在21世纪一定要有一个中华文化的文艺复兴,这是最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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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先生呼吁台湾的中华文化基础不能动摇)

小元:那您对大陆重新复兴国学有什么建议?

白先勇:重新温习我们自己的国学当然是好事,但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系统的途径,对我们整个文化进行一个重新评估。我想这是最要紧的,无论是从宗教、文学、音乐、哲学、艺术各方面,而且要从下往上,从小学、中学开始。我们的中学或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非常薄弱,所以我替他们设立了昆曲讲座、昆曲课,已经到第六年、第七年了,每年都有几百个学生在学习。中国昆曲这么重要的一种表演艺术,还是我第一个设立出来这样一门课程。中国的教育制度一向重理工轻人文,而且尤其忽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自己的传统艺术,比如国画、国乐、戏曲、宗教在学校的课程里面都不教的,只有少数的、特别的音乐协会去教一点,我觉得后遗症很大。教育政策要全盘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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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掀起国学热)

小元:白老师您这一生在很多方面都有巨大贡献,包括您的文学创作、推动昆曲的复兴,还有近几年出版的战争回忆的作品,包括《父亲与民国》等,还有您在北大讲授昆曲、在台北大学讲授红楼梦等,那么您做这些事情,是不是都有一个一脉相承的目标,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大的梦想?

白先勇:我想是的。我一直梦想希望在21世纪有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出现,这很重要,但很艰难。奠根基要从教育开始,所以我在学校里面教昆曲啊、红楼梦啊、历史啊跟推广这些东西都是有关的。不光是我一个人,很多有心人,会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前途有思考的,都同样有一种焦虑、期望、渴望吧。

小元:现在大陆跟台湾还有海外华人离您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这一大梦想距离远不远,您觉得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早日实现这个大梦想?

白先勇:现在奠根基也得要十年、二十年、三五十年后。但是现在开始要奠基,因为我们十九、而是世纪以来损坏太大了,要修复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做得到的事情。但是必须得做、得开始、得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从教育开始。不知道大陆中小学教育怎么样,在台湾至少有一两家中学很有意思,孩子们从幼稚园、小学开始念经,从《三字经》开始,念中国古代《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也许他们不是很懂,但是很会背,这是他们一贯的作业,教他们中国传统做人的方式。另外一方面,他们又非常现代,教孩子们外国语言、流行音乐,那些学生一方面非常活泼、一方面又非常懂规矩,有中国文化的底蕴在里头,我觉得这就是很成功的教育。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教育,那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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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复兴中华文化,不仅是我的心愿,更是所有华人的心愿)

小元: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希望我们今后还有机会继续采访到白老师,在节目的最后,您是不是再跟我们西雅图、台湾、还有全世界各地的华人讲几句话。

白先勇:刚刚我讲了很多,都是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些题目,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跟我一样,有心把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起来,我想这是不仅是我一个人,也是所有华人的心愿吧。

(录音记录:潇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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