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情报报告，曝光武汉病毒研究所3名研究人员的姓名，说他们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初期曾患不明疾病，增加了对疫情源于实验室外泄的怀疑。上述3名研究人员的身分背景，是支持疫情源于实验室外泄的人所提到的情报。

武毒所3名科学家2019年11月生病？

据中央社报道，华尔街日报提到的美国情报报告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科学家“胡奔”是2019年11月生病的研究人员之一，他本人曾对冠状病毒如何感染人类进行大量实验室研究，曾参与美国政府资助的冠状病毒项目，也曾跟武毒所研究蝙蝠携带冠状病毒的重要专家石正丽有过密切合作。胡奔大部分研究侧重于：修改冠状病毒使其能与人类细胞结合。

另外被怀疑罹患神秘疾病的两人分别为中国科学家于平（Yu Ping，音译）和朱燕。于平在2019年写过一篇关于在蝙蝠身上发现“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论文。以上3人均未死亡，他们的病状据说与COVID-19或一种季节性疾病一致，但他们所患疾病的性质尚未得到最终确认。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前高官凯雷克（Robert Kadlec）话说：以上3名中国科学家曾经公布的、跟SARS有关的冠状病毒实验，都是在低安全环境下进行，因此可能导致实验室感染。朱燕和于平是研究冠状病毒地理传播的专家。于平写过的一篇论文，首次描述了一个跟SARS-CoV-2（引发COVID-19的病毒）关系最密切的类SARS冠状病毒新家族。这篇论文以及其他中国科学家发表的科学文章还表明：相当一部分冠状病毒研究，是在生物安全二级设施中进行。这一标准低于世界各地（包括中国）通常用于高风险研究的生物安全三级或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

COVID-19疫情爆发3年多以来，病毒起源仍是一个备受争论的话题。究竟是实验室外泄的结果，还是自然产生，成为科学界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有关调查人员试图找寻决定性证据，却因中国行事不透明而受阻。

美国总统拜登曾要求情报部门进行评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评估认为，实验室泄漏是新冠病毒最可能的来源，另有4个美国情报机构评估认为病毒是自然产生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则未给出结论。

6月11日英媒曝光勾勒的病毒起源样貌

大约10天前的6月1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透过消息人士、资讯自由（Freedom of information）提倡者，取得并翻阅了数百份相关文件，包含之前被列为机密的报告、内部备忘录、科学报告、电子邮件通讯等。并访问了美国国务院调查人员，他们中包括参与美国首场重大疫源调查的中国事务、新兴大流行病、生物武器专家。这家美国媒体认为：大量材料和相关专家就有争议的新冠病毒起源勾勒出迄今为止被认为最清楚的事件样貌。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当时这样报导说：武汉病毒研究所早已着手寻找2003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病毒的源头，并吸引美国透过纽约一个慈善机构投注资金，美国顶尖冠状病毒科学家还和中国科学家分享了先进的病毒操纵（virus manipulation）技术。

当武汉病毒所从中国南方蝙蝠洞里搜集到冠状病毒后，对病毒所作的实验风险愈来愈大。一开始，所方还会公开研究结果，并主张这类工作有助于疫苗开发，为实验相关风险辩护。但2016年时发生变化，研究人员在云南省墨江一处矿井中，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当地有些人死于跟SARS类似的症状。中国当局未对全球示警，没通报这些死亡事件。如今这种病毒被认为是目前已知在疫情爆发前就存在的COVID-19唯一近亲。

在云南墨江发现的病毒被送往武汉病毒研究所，所内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成为机密。一名美国调查人员说：报告档案开始变不透明。保密计划就从此刻展开。美国国务院调查人员在报告中写道：尽管武汉病毒研究所自称是非军方机构，但美国确信该研究所曾跟中国军方合作发表和进行秘密计划，并至少从2017年起就代表中国军方涉入机密研究，包括实验室动物实验。中国军方人员也被授予武毒所内的主管职位。

美国调查人员认为：中方的机密计划是要让矿井内发现的病毒对人类更具传染力。调查人员相信该计划导致COVID-19病毒产生，并在一场实验室事故后外流到武汉市内。一名调查人员说：情况愈来愈清楚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涉及制造、传播和隐匿COVID-19大流行。美方人员发现证据，证明2019年11月有从事相关实验的研究人员被送进医院时，身上出现类似COVID-19的症状，其中一名研究人员的家属死亡。一个月后，武汉得知疫情存在。

一名调查人员说：我们非常有信心这可能就是COVID-19，因为他们在实验室中从事尖端冠状病毒研究，他们是受过训练的生物学家，年纪30、40多岁，35岁的科学家染上流感不会病得很重。这些被怀疑得病的中国病毒专家的姓名当时没有被披露。6月21日华尔街日报披露： 3位被怀疑得病的中国病毒专家的姓名被曝光，是否属实？值得关注。

在6月11日的报道中，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提出的另一项分析则显示：最初的疫源中心靠近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而不是一直以来大家认为的华南海鲜市场。美方调查人员也说明自己如何掌握证据，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在疫情爆发前就在研发疫苗。有跟武毒所关系密切的亚洲科学家告诉调查人员说：他们相信2019年秋天就有跟COVID-19相关的疫苗研究在进行。

周育森之死

此外，泰晤士报该文还指出：解放军自己的疫苗专家周育森（Zhou Yusen）曾跟武汉科学家合作研究MERS（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在疫情当下也在跟武汉科学家合作。2020年2月，就在中国承认疫情爆发后仅仅一个月后，周育森就申请COVID-19的疫苗专利，但却传说他在2020年5月死亡，只有54岁。有目击者告诉美国调查人员，周育森是从武毒所屋顶跌落，但此说未经媒体证实。负责美国疫苗研发计画的凯雷克（Robert Kadlec）今年4月发表合作报告，认定周育森团队研发疫苗时间应不晚于2019年11月，当时疫情才刚开始。英国泰晤士报指出，如果某个国家能够让国民接种疫苗，对抗自己的机密病毒，可能就握有能够扭转世界权力平衡的武器。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瑞伊（Christopher Wray）今年2月底曾经表示，据FBI相当长时间的研判，全球COVID-19（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可能源自中国武汉病毒实验室的外泄事件。他指控中国政府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努力更深入了解疫情源头时，不遗余力地阻挠和混淆。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John Kirby）今年2月底则表示，美国政府尚未就疫情起源达成明确的结论和共识。

以科学之名：谁欺瞒了我们？

法国“观点”周刊（Le Point）亚洲特派记者佛洛赫斯（Jérémy André Florès）今年4月出版“以科学之名：谁欺瞒了我们？”一书显示：为了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他花3年时间专访数十位专家及与武汉实验室有合作关系的研究员，所有线索都倾向相信COVID-19不是来自动物病毒的变异，而是实验室泄漏意外所造成。但由于中国当局至今仍隐藏资讯且拒绝配合，因此仍缺乏实证。

新冠病毒溯源之路艰难但仍有人前行。

【本文来自法广，本文不代表本台观点】

参与美国资助项目的中国研究员胡犇曾在新冠疫情初期患病

武汉病毒研究所三名研究人员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曾罹患不明疾病，这加大了实验室泄漏说法支持者的怀疑。

据前任和现任美国官员称，一位曾参与美国政府资助的冠状病毒项目的知名科学家，是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罹患不明疾病的三名中国研究人员之一。

这些研究人员的身份和作用，是支持新冠疫情起源于实验室泄漏这一判断的人提到的一条情报，不过他们所患疾病的性质尚未得到最终确认。

美国情报报告称，武汉病毒研究所(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的科学家胡犇是2019年11月生病的研究人员之一，美国官员称这些研究人员的症状与新冠或一种季节性疾病一致。胡犇曾对冠状病毒如何感染人类进行大量实验室研究。这些研究人员均未死亡。

新冠疫情爆发三年多以来，全球已有近700万人死亡，但该病毒的起源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论的话题，对美中关系、全球生物安全和国际研究实践都有影响。

有关新冠病毒产生于自然界的最初猜测已受到挑战，因为宿主动物从未得到证实。对于该病毒是来自实验室泄漏，还是由受感染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科学界存在分歧，美国情报界也有分歧。

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简称FBI)评估认为，实验室泄漏是新冠病毒最可能的来源，对这个结论的信心程度为“中度”，同时美国能源部也得出类似结论，信心程度为“低度”。另有四个美国情报机构评估认为新冠病毒是自然产生的，信心程度为“低度”，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未给出结论。

曾任美国卫生及公众服务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epartment)高级官员的Robert Kadlec表示，这三名科学家公布的与非典型肺炎(SARS)有关的冠状病毒实验在不适当的低生物安全环境下进行，可能导致了实验室感染。

Kadlec还进行了一项参议院研究，该研究认为新冠疫情更可能是由实验室泄漏所致。

美国情报界正计划根据国会通过并由总统拜登(Biden) 3月签署生效的一项法律，最快在本周解密更多有关其新冠溯源调查的信息。无法确定解密的情报是否会包括上述研究人员的姓名。国家情报总监的代表不予置评。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1年报道称，对于更全面地调查新冠病毒是否可能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泄漏的要求，美国关于上述患病研究人员的情报当时起到了推动作用。

当时这些科学家的姓名以及他们在该研究所的具体职位均未予以披露，其中一位科学家所做的工作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这一情况也未予披露。

上述现任和前美国官员告诉《华尔街日报》，患病的三位中国研究人员是胡犇；中国科学家Yu Ping，此人在2019年写了一篇关于在蝙蝠中发现的与SARS有关的冠状病毒的论文；以及另一位名叫Yan Zhu的科学家。

上周，在Substack平台发行的”Public”的一篇文章指出了这些研究人员的名字，《华尔街日报》对此进行了独立证实。

现任和前官员说，胡犇值得关注，因为他在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冠状病毒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根据非营利组织White Coat Waste Project依据《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获得的文件，胡犇所从事的一些项目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该组织反对纳税人资助的动物研究。

胡犇和另外两位研究人员没有回应记者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置评请求。武汉病毒研究所表示对这些研究人员没有什么新的说法，且未进一步评论。中国外交部没有回复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发出的置评请求。

北京方面一直拒绝接受新冠疫情源自中国的说法，包括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3月份表示，中方支持全球科学溯源。汪文斌表示：“全球溯源科学研究受阻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政治化操弄。”

许多流行病学家和病毒学家认为，导致这次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病毒SARS-CoV-2大约是2019年11月首次开始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附近传播。中国已经表示，首个确诊病例是一名在2019年12月8日患病的男子。

胡犇是冠状病毒的主要研究人员，他曾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的主要专家石正丽有过密切的合作。胡犇的大部分研究侧重于修改冠状病毒，使其能与人类细胞结合。

这项研究声称目的是要识别可能导致大流行的病毒，并促进疫苗的研发。批评人士称，这种研究要有严格的预防措施，因为此类工作可能会使相关实验室中的病毒感染人类的能力更强。

与Zhu一起在该研究所工作的Yu Ping是研究冠状病毒地理传播的专家，Yu Ping曾写过一篇论文，首次描述了一个与SARS-CoV-2关系最密切的类SARS冠状病毒的新家族。

这篇论文以及其他中国科学家发表的科学文章还表明，相当一部分冠状病毒研究是在生物安全二级设施中进行的，这一标准低于世界各地（包括中国）通常用于高风险研究的生物安全三级或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

政府问责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在上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其中一些研究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资助的。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在此类拨款被暂停之前，这两个机构为该研究所的工作支付了约140万美元。

White Coat Waste Project获得的美国政府文件显示，这些由全球非营利组织EcoHealth Alliance管理的资金中，有一部分拨付给了一些研究工作，而胡犇在这些研究中担任了调查员。在这些项目中，有一个由NIH资助的关于蝙蝠冠状病毒风险的项目。另一个是美国国际开发署支持的项目，该项目研究在世界偏远地区检测传染病的方法，包括可能从动物跃迁至人类并导致大流行的病毒。

White Coat Waste Project根据《信息自由法案》提出了几十次请求，最终在2021年起诉以获得这些文件。

“机构的搪塞和报告漏洞，令追踪政府机构流向该武汉实验室的资金工作变得十分困难，但这些文件清楚地表明，美国纳税人的钱资助了胡犇的一些实验，”White Coat Waste Project创始人兼总裁Anthony Bellotti说。

美国国际开发署一名代表说，对该武汉实验室研究的资助于2019年终止，该资助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识别和遏制大流行病威胁任务的一部分。该项目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了约81.5万美元的资金，向武汉大学提供了3.9万美元。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EcoHealth Alliance总裁Peter Daszak不予置评。

参议院卫生委员会(Senate Health Committee)成员、堪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Roger Marshall说，这一事件表明有必要对美国研究拨款的确定方式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他说：“我们不仅应该更好地监督我们支持的科学家和研究类型，还必须改革美国在全球的研究资助管理方式，以确保监督、透明和问责。”

【本文来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作者：Michael R. Gordon / Warren P. Strobel，本文不代表本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