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州中国理事会于10月15日举办2026年美中关系研讨会，邀请长期从事美中贸易、科技、安全、法律、媒体、地方合作和民间交流的专家，从国家政策与地方实践两个层面，讨论美中关系目前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与会者普遍认为，美中竞争已经从关税和市场准入扩展到科技、投资、供应链和国家安全等领域，短期内很难出现根本性转折；但两国经济的深度联系并未消失，地方政府、企业、高校和民间组织仍有可能在不断收窄的空间中保持接触，为关系提供必要的稳定性。

华盛顿州中国理事会执行理事王曼在开场时介绍说，该理事会成立于1979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州级美中关系非营利机构之一，长期推动华盛顿州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商业、教育和文化交流。理事会除举办政策研讨活动外，也组织代表团访问中国，接待来自中国的政府和城市代表团，并帮助会员和合作伙伴了解、进入和拓展中国市场。本次研讨会围绕美中关系总体走向、贸易科技与国家安全的交汇，以及地方和民间交往三个主题展开。书面议程列出的理事会董事会主席Jim Young当天没有发言。

主旨演讲嘉宾Ker Gibbs曾任上海美国商会会长，现为旧金山大学驻校高管，并出版了讨论中国实力及其局限的新书《脆弱的龙》。他从旧金山来到西雅图参会，却特别强调自己与华盛顿州的联系：他出生在华盛顿大学校园，父母当时正在华大读研究生，自己也在西雅图地区长大。因此，在他看来，美中关系并不是遥远的外交议题，而是与华盛顿州的港口、制造业、农业、科技企业和就业机会直接相关。

Gibbs以美国前驻华大使、前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经历为例，说明美国国内对自由贸易的态度已经发生深刻变化。骆家辉曾在美国各地解释国际贸易及多边协定的价值，甚至向依靠进出口货运谋生的码头工人说明，西雅图港装卸的货物不是运往美国内陆，而是运往中国和其他海外市场。然而，连贸易依存度很高的华盛顿州也出现了强烈的反全球化情绪。Gibbs由此指出，特朗普并没有创造美国社会对贸易的反弹，而是识别、利用并将这种情绪转化为政治运动。此后，美国贸易政策日益采取先加征关税、再展开谈判的方式，双边交易也逐渐取代以多边规则为基础的框架。

他认为，美国试图堵住中国商品经第三国转运、规避关税的漏洞，有其政策逻辑，因为中美贸易战期间确实出现了部分贸易经越南等国家重新安排的情况。但如果相关政策被理解为全面遏制中国，就会强化北京长期以来关于美国意在限制中国发展的叙事，也使美国更难说明自己的目标只是公平竞争。对美国而言，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如果国际贸易越来越被视为负担和威胁，而不是增长机会，美国能否继续充当全球经济领导者。

谈到科技竞争时，Gibbs讲述了疫情期间与华州国会议员Rick Larsen交流的细节。当时，中国广泛采用二维码、健康码、体温监测和接触追踪，美国也开发了类似工具，但Larsen所在选区只有约12%的人使用相关应用。相比之下，中国依靠庞大的数字生态和行政动员能力，能够迅速把技术部署到接近全民使用的规模。Gibbs认为，讨论中美科技竞争时，不仅要问谁拥有更先进的技术，还要问谁能以更快速度、更大规模把技术投入实际应用。许多跨国公司继续留在中国，已经不只是为了低成本生产，而是因为中国市场本身正在产生新趋势、新产品和新竞争者。企业必须进入创新发生的地方，了解下一代全球竞争对手。

他也反对把竞争理解为必须阻止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以电动汽车为例，他希望中国企业能够在美国投资设厂、雇用美国工人，并与美国企业合作和转让技术，让双方在同一市场规则下竞争。他认为，美国消费者和劳动者都可能从这种竞争中受益，而把自己与创新来源完全隔绝，反而可能削弱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第一场分组讨论聚焦美中关系现状及未来走向。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北京分社社长Ann Scott Tyson从近期两国领导人会晤谈起。她观察到，特朗普越来越把中国视为全球层面的对等竞争者，并使用“两大超级大国”等说法描述两国关系。美国最初发动新一轮贸易攻势时，判断中国手中的筹码较少，但中国不仅对等提高关税，也动用了稀土出口管制等工具，迫使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尽管领导人会晤没有带来重大突破，能够维持定期沟通、延续贸易休战并减少误判，本身已经具有稳定作用。

Gavekal合伙人兼中国研究主任Andrew Batson则从经济数据说明，美中经济“脱钩”的程度可能被夸大。美国官方统计显示，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占比明显下降，但部分商品可能通过压低申报价值或经第三国转运进入美国。两国统计数据之间不断扩大的差异，说明真实贸易联系并没有表面数字显示的那样迅速缩小。几十年形成的产业链和商业关系，不可能像调节旋钮一样被政府轻易关闭。关税可以改变贸易路线和申报方式，却未必真正减少美国市场对中国商品的依赖。

Batson同时指出，中国经济内部正出现明显分化。一方面，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和部分出口产业保持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房地产调整、消费不足和青年就业压力持续存在。在他看来，中国正在经历市场化就业体系形成以来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就业压力之一。街头可以同时看到现代化城市设施和关闭的商铺，这种反差反映出科技和出口部门的活力尚未转化为全面的国内需求。他认为，中国并不需要进行激烈的制度变化，而是需要采取更有力的宏观政策，支持消费、就业和适度通胀，避免通缩压力进一步拖累经济。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政府事务副总裁Rich Harper则把讨论拉回美国地方政治。他回顾自己早年在联邦参议员办公室工作时，企业、农场、工会和社区组织会通过信件表达对中国贸易政策的意见，国会议员也会从本州就业和出口利益出发审视对华关系。华盛顿州至今仍是对华出口最多的州之一，飞机及零部件、农产品和其他商品支持着大量本地就业。但在国家安全叙事占据主导地位后，单纯强调出口和就业已经很难说服国会。企业需要进一步说明，在中国市场经营不仅关系到销售额，也关系到能否接触最新需求、保持创新能力并参与全球竞争。

与会者还谈到两国人员往来的不平衡。美国有20多万名中国留学生，而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只有很少一部分。疫情和政治关系恶化使学生、学者、议员及地方代表团互访大幅减少。近期美国降低赴华旅行警示级别、中国扩大过境免签范围，为交流恢复创造了一些条件，但要培养真正了解中国的新一代美国政策人员，仍需要大学、基金会、地方政府和企业重新投入。部分调查显示，美国年轻人虽然对中国的总体好感度仍然不高，但比年长群体更愿意保持开放，这为未来政策讨论保留了一定空间。

第二场分组讨论把重点转向贸易、科技与国家安全的交汇。High Peak Strategy创办人Spencer Cohen指出，华盛顿州长期受益于美中经贸关系，受益行业远不止航空制造。中国市场消费的部分冷冻薯条来自华州哥伦比亚河谷，医疗设备、软件授权、教育、旅游、法律和专业服务也为本州带来收入。西雅图—塔科马港口群还是美国与亚洲贸易的重要门户，货物流动支撑码头、卡车、铁路、货运代理和仓储等完整就业链条。然而，近年华州对华出口、集装箱吞吐、中国留学生人数和中国投资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说明地缘政治风险已经传导到地方经济。

Brown & Haley首席运营官Kathi Rennaker以消费品企业的实际经营说明政策不确定性造成的困难。消费品从采购、生产到零售通常需要12至18个月的预测周期，而关税措施往往只获得两个月或数月的临时缓冲，企业无法据此决定下一年甚至后年的圣诞节订单。她形容企业的处境如同“一边飞行，一边修理飞机”。2025年，一些客户一度决定停止采购中国商品，政策松动后，企业又必须立即安排产品装柜发货。Brown & Haley的产品销往65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内地和香港是其重要海外市场。为了应对关税和供应链变化，公司不得不利用上海合资企业进行重新包装和转运，并同时准备其他应急方案。

Dorsey & Whitney国家安全法律业务负责人Lawrence Ward认为，贸易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已经难以分开。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关键技术和投资审查都被纳入国家安全范畴，而“国家安全”的定义本身也越来越政治化。即使领导人会晤释放缓和信号，美国行政部门有关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供应链和技术限制的规章仍会继续推进，不会因为一次峰会而自动放松。未来国会构成如果发生变化，立法部门可能加强对行政部门的监督，但安全审查已成为跨党派的长期趋势。

欧亚集团地缘科技事务主任Xiaomeng Lu把近期峰会概括为“场面大于实质”。礼仪安排、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和公开气氛比过去更加积极，但在商业协议、台湾、人工智能等重要问题上，实际成果有限。不过，她认为特朗普与习近平之间较为直接的个人关系仍是当前重要的稳定因素。会晤前一段时间，双方通常会约束可能破坏气氛的行动，政府部门之间也开始恢复一定程度的协调。这种机制不能解决结构性矛盾，却可以增加数月内的可预测性，降低突然升级的风险。

第三场分组讨论把视角从华盛顿和北京转向地方社会。Lumenation创办人Kristi Heim以一幅保存30多年的中国水彩画开场。薄如纸巾的画纸虽然脆弱，却承载着长期的人际关系，也提醒人们，美中关系不仅由国家领导人塑造，还存在于城市、高校、文化机构、社区组织和企业之间。当国家关系紧张时，这些较少受到关注的联系，往往成为维持理解和合作的基础。

西雅图中国花园筹款副总裁、前西雅图港务局委员Paige Miller回忆，她1988年首次访问中国。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西雅图社会曾要求取消与中国港口代表团的交流，但港务局最终决定按计划举行会议。Miller当时带着刚出生三周的孩子参加活动，以实际行动表明地方伙伴关系不应轻易中断。此后，中国远洋运输企业长期把西雅图视为重要合作港口。她认为，困难时期保持联系所形成的信任，会在多年以后转化为港口、旅游、文化和商业方面的回报。

Miller还介绍，西雅图中国花园正在建设中国境外具有代表性的川式园林，有望成为中美游客来访西雅图的重要目的地。她近年也参与生物医药项目，因在美国推进临床试验遇到漫长程序，开始考虑在中国进行一期试验。这一经历说明，地方交流并不只是文化访问，还可能延伸到医疗研发、监管沟通和跨境投资。

Ashurst Perkins Coie律师事务所国际贸易与国家安全律师、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讲师季义涵曾参与气候变化等国际谈判。他表示，国家层面的正式对话受阻后，大学、非政府组织和专业人士参与的“第二轨道”交流变得更加重要。他在华大开设国际贸易法课程，并推动美国学生与中国高校学生进行结构化交流。最初由学校组织的项目后来逐渐被学生接管，他们自行组建小组，就气候、出口管制和贸易问题撰写报告并提出建议。年轻一代对美中关系不再抱有过去那种乐观，但他们仍在寻找更务实的连接方式。

季义涵认为，跨境对话首先要解决安全与信任问题。一些敏感对话会选择面对面举行，参会名单事先确定，会议室关门后不允许无关人员进入，手机和摄像设备也会被集中保管。这样的安排无法消除所有顾虑，却能让参加者更坦率地表达意见。他还强调，年轻人之间的交流不能只限于法律或外交圈，需要把律师、工程师、企业家、研究人员和社区工作者聚集起来，在美国国内形成跨行业共识，再与中国同行讨论哪些建议具有可行性。

西雅图软糖公司创办人Connie Wan从专利和生物科技角度介绍了另一种合作图景。过去常见的模式是美国向中国输出技术，如今越来越多早期药物、抗体偶联药物及其他研发成果来自中国，随后由美国公司参与临床试验、国际注册和全球商业化。中美企业可以分别贡献分子发现、临床数据、监管经验、资本和国际市场渠道，合作关系正在从单向技术转移转向较为平等的研发分工。尽管国家层面的限制增多，企业之间的直接接触并未停止，近两年主动到西雅图寻找合作机会的中国企业反而有所增加。

人员往来仍是研讨会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目前中美直航运力仍明显低于疫情前水平，中国赴西雅图地区游客每年约十万人，而从西雅图地区前往中国的人数只有其一小部分。中国提出邀请更多美国青少年访华，地方代表团也开始讨论夏令营、城市交流、动物园和文化项目。与会者认为，真正的障碍不完全是中国是否发出邀请，而是美国社会能否形成足够的参与意愿。高校、社区组织和曾经访问过中国的人，应当向年轻人提供可靠信息，鼓励他们亲自观察，把实际经历与新闻报道和既有印象相互比较。

研讨会最后形成的共识并不是对美中关系作出过度乐观的判断。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国家安全审查和政治互疑都将继续存在，两国关系可能长期处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状态。然而，经济联系并未被彻底切断，科技创新也不可能被完全限制在国界之内。华盛顿州拥有港口、航空、农业、软件、生物医药、高校和多元社区等独特资源，既会直接承受两国关系恶化的成本，也有条件通过地方合作减少误解、保护实际利益。王曼在闭幕时感谢所有嘉宾、理事、赞助机构和志愿者，并表示，现场有如此多的人愿意共同讨论和交换意见，本身就是继续推动交流的积极信号。

华州中国理事会主席Jim Young到场参加了研讨会。

【西雅图中文电台报道，记者：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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