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公开的一份闭门听证文字记录显示，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本月早些时候向国会议员表示，他认为已故金融家、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曾考虑利用其婚外情信息对他施压，甚至可能朝敲诈勒索方向发展。

这份文字记录来自盖茨6月10日在国会山接受的闭门问询，国会本周公开了完整证词，使外界首次得以看到盖茨在问答中如何具体描述他与爱泼斯坦的往来、爱泼斯坦掌握其私人信息的过程，以及盖茨如何判断对方可能试图利用这些信息作为筹码。

根据公开记录，盖茨在听证中承认，自己在婚姻期间曾有婚外情，但强调这些关系“与爱泼斯坦无关”，相关女性也不是通过爱泼斯坦介绍认识的。盖茨说，爱泼斯坦后来掌握了部分关于其私人生活的信息，并在邮件中加入许多不实内容，试图把这些信息变成迫使他继续交往、捐款或恢复联系的工具。

盖茨在证词中说：“我没有被敲诈。”但他随后补充，从委员会展示的邮件来看，爱泼斯坦的想法“似乎正朝那个方向发展”。盖茨还说，爱泼斯坦曾使用含蓄语言，暗示“大家都应该继续做朋友”。盖茨表示，他当时已经直接告诉爱泼斯坦，如果对方认为可以借此从他那里得到更多钱，那不会发生；如果爱泼斯坦选择公开谈论他的私生活，他也只能承受后果。

盖茨的说法，为外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提供了新细节：爱泼斯坦是否曾利用与富豪、政界人士和学术机构的关系获取影响力，甚至掌握可用于威胁的信息。国会调查人员关注的重点不仅是谁直接参与了爱泼斯坦的犯罪，也包括爱泼斯坦如何在有性犯罪记录之后，仍然能进入顶级资源圈，并利用这些关系重建形象、扩大影响力。

盖茨还在证词中回顾了自己与爱泼斯坦的往来。他说，双方大约在2011年经由他信任的专业和慈善圈人士介绍认识。当时，爱泼斯坦声称自己可以帮助盖茨接触有意进行大额慈善捐赠的富豪，并为全球健康项目筹集资金。盖茨表示，自己当时知道爱泼斯坦曾有性犯罪相关定罪记录，但没有充分了解其犯罪严重程度和受害者情况。

按照盖茨的说法，他与爱泼斯坦在2011年至2014年间见过约12到14次，另有两次Skype通话。双方讨论过慈善捐赠结构、捐赠人建议基金，以及如何吸引更多富裕人士支持全球健康项目。盖茨强调，他从一开始就表示，爱泼斯坦不会在相关慈善工作中担任角色，也不会获得报酬。到2014年，他判断爱泼斯坦所谓的潜在捐赠人并不会真正投入资金，因此终止了往来。盖茨称，他与爱泼斯坦的交往，最终没有成立任何慈善载体，也没有筹到任何资金。

证词中另一个关键人物是盖茨前顾问鲍里斯·尼科利奇。盖茨说，尼科利奇离开其私人办公室时，爱泼斯坦介入了离职安排谈判，并由此与盖茨团队产生更多邮件和沟通。盖茨表示，他没有要求也不希望爱泼斯坦介入此事，最终离职协议也没有因为爱泼斯坦的参与而发生实质变化。但盖茨认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爱泼斯坦获知了他私人生活中的敏感信息。

盖茨还提到，爱泼斯坦曾要求他以爱泼斯坦名义进行慈善捐赠，盖茨称自己明确拒绝。对于一笔向麻省理工学院的200万美元捐款，盖茨解释说，他长期支持MIT，这笔捐款的主要目的也是支持MIT的医学研究，与爱泼斯坦无关。他承认，自己曾把这笔捐款告诉爱泼斯坦，希望对方不要再要求他以爱泼斯坦名义捐款。

在准备好的开场陈述中，盖茨表示，他“从未见过，也没有迹象显示”爱泼斯坦正在从事持续犯罪行为；他没有去过爱泼斯坦的岛屿、新墨西哥牧场或佛罗里达住宅，也“从未伤害任何人”。他同时承认，与爱泼斯坦会面是“严重判断错误”。盖茨说，爱泼斯坦试图借助与有声望、有影响力人物的联系，重建自身形象并转移外界注意，而他当时过于关注为全球健康筹资的可能性，忽视了这种声誉和人脉被滥用的风险。

国会监督委员会成员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场证词。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众议员Emily Randall表示，委员会的目标是为受害者寻求正义，也要追问那些没有直接参与犯罪、但可能对明显警讯视而不见的人。她说，盖茨总体上配合回答问题，但他的部分回答也显示，许多与爱泼斯坦交往的男性，往往只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爱泼斯坦2008年在佛罗里达州承认一项涉及未成年人的卖淫相关罪名并服刑。2019年，他因涉嫌未成年人性交易和共谋性交易在纽约被联邦起诉，随后在狱中死亡，官方认定为自杀。盖茨目前没有因爱泼斯坦案受到刑事指控，也一直否认了解或参与爱泼斯坦针对未成年受害者的犯罪活动。

盖茨在证词中试图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判断失误、被爱泼斯坦利用名望的人。他承认不应与爱泼斯坦见面，并为这种往来可能给对方带来信誉背书表示道歉。但国会调查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当拥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人物声称自己“没有看到”犯罪时，外界仍会追问，他们是否本应看得更多、问得更多，也应当更早地远离。

消息来源：Seattle Times、国会众议院公开记录

西雅图中文电台综合编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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