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查尔斯·佩里（Charles Perry）在1988年被诊断出感染艾滋病毒时，他的诊断被认为是死刑判决书。在1980年代艾滋病流行的高峰期，西雅图地区几乎每个星期都为艾滋病毒受害者举行葬礼。

去年，佩里与《AMP：艾滋病纪念之路》的故事收集协调员RosetteRoyale坐下来讲了他的故事，两人成为了朋友。

上个月，Royale伤心欲绝，得知感染艾滋病毒后幸存下来的佩里，在32年后，他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后几天就去世了，享年66岁。

Royale说：“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如此抽象。当您看到《西雅图时报》有多少人死亡的清单时……那些只是数字，但随后发现我认识的人中有一个确实让我震惊。”

像佩里一样，许多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长期幸存者从未期望过如此长的寿命。数十年来，有些人因艾滋病幸存者的负罪感而饱受摧残。许多本身不是艾滋病毒呈阳性的人，但是经历了艾滋病危机的高峰，也遭受了创伤，他们目睹了许多朋友和亲人死亡。

现在，他们发现自己正处于另一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之中，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他们再次无助地注视着这一切的发生。

“有些人感觉到似曾相识的感觉，” Royale说，他的伴侣于1994年因艾滋病去世。

当前的大流行与艾滋病危机之间存在着明显而重要的区别，但对于许多经历了最严重的艾滋病流行的人来说，新冠病毒COVID-19造成的死亡和孤立感回荡着他们忍受仇恨、和恐惧的时代，在几乎每周都参加朋友的葬礼时保持孤立。

在艾滋病危机的最初几年，联邦政府对受影响最大的人感到冷漠，因为艾滋病被贬低地视为“同性恋瘟疫”。后来随着人们越来越了解到黑人社区和静脉吸毒者是受该病毒严重影响的人群，与艾滋病有关的冷漠和污名得到了加强。

70岁的杰克·奥里安·巴克（Jack Orion Barker）经历了西雅图的艾滋病危机，他说：“这杀害了所有’该死的’人，我们被视为贱民，因为我们像苍蝇一样死去。”

现在，在一场新的大流行中，经历过西雅图艾滋病危机的人们回顾了那些悲惨的几十年，惊恐地看到了某些相似之处，鼓舞地看到人们像过去一样互相支持，并希望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流行期间吸取的教训对今天的抗疫可能会有所帮助。

Royale说：“即使我们看不到它，我们的所有生活也都受到了HIV的某种改变。当前的这种大流行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相互之间是连在一起的。”

（查尔斯·佩里得艾滋病后活了32年，得新冠肺炎后，活了7天）

我已经习惯了见到人们死去

作为退休的医生，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照顾艾滋病患者，鲍勃·伍德博士对死亡并不陌生。

伍德担任金县艾滋病毒/艾滋病计划的负责人已有二十多年了。在西雅图艾滋病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伍德还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医学临床教授。在这些角色中，他目睹了无数患者和朋友的死亡。

他说：“在人们垂死的早期，我哭了很多次。他们都成了我的朋友。”

伍德经常发现自己在同事的办公室里哭泣，或者在度过了特别艰难的日子后，在家里与他的伴侣一起听着莫扎特忧郁的“安魂曲”。

他说：“我无法参加所有的葬礼，因为有时太痛苦了。”

（Bob Wood是华盛顿州金县艾滋病项目的主任）

伍德的伴侣是艾滋病毒阳性，于2005年死于丙型肝炎并发症。

伍德在1985年被确诊为艾滋病毒，他从没想过寿命长到能再见到另一场大流行病。现在他退休了，他认为艾滋病危机对护理人员造成的损失与当今大流行中医护人员的作用相似。

如今，在纽约这样的城市中，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医护人员对看到病人和同事死亡感到恐惧，并担心由于缺乏足够的个人防护设备而感染病毒。

仍然像伍德当年一样，医护人员继续冒着生命危险出现，并尽一切努力来挽救那些因患新冠肺炎COVID-19而垂死的人，而他们的亲人不在附近。

知道我们并不孤单是一个基本需要

在艾滋病危机期间，许多艾滋病患者也独自一人死亡，但是原因却截然不同。家人和朋友避免了这种疾病，因为他们对艾滋病的传播方式感到恐惧和误解，或者因为他们认为是亲人是因为过着奇怪的生活方式而传上该疾病而感到羞耻。

那时，LGBTQ+社区（LGBTQ +代表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和对自己性倾向有疑问者），+代表性别和性取向方面的一切，并团结在一起，以照顾被家人和朋友抛弃的HIV呈阳性的人群。他们为病人提供食物，住所和姑息治疗，有时聚集在国会山的志愿者公园，非正式地纪念那些被教堂拒绝举行葬礼服务的人的生活。

新冠病毒COVID-19具有高度传染性，这意味着想要帮上忙的人别无选择，只能保持距离-即使亲人死亡。

伍德说：“关于艾滋病毒的一件事就是你是可以与人亲近的。但是在新冠病毒蔓延的情况下，您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为了避免感染或传播新冠病毒COVID-19，许多人不得不向相亲相爱的人告别。孤独地死去这种景象，使得新冠肺炎COVID-19成为一种可怕的疾病。

牧师特鲁迪·詹姆斯（Trudy James）为临终的人提供咨询，他花了多年的时间与患绝症的艾滋病患者合作，并最终制作了电影《说死(Speakingof Dying)》。

对于那些如今必须与无法接近的亲人生离死别的人，她的建议是什么？找到一种方法表明您想和他们在一起。

“我相信即使做一些简单的、仪式性的举动，以表明您愿意与他/她在一起的魔力”，她说，“人们常常感到很无力，所以即使在你无法靠近他，你给他点根蜡烛、或给他写封信，也能以某种方式将你的心意传达给他”

对于经历过艾滋病危机的许多人来说，经历另一种大流行病已经重燃了过去的痛苦，但是詹姆斯说，像她一样，许多人学习了应对的技能和机制，这一次教会了他们如何帮助自己和他人。

创伤和悲伤是艾滋病危机遗留的一部分。但是，由于LGBTQ +社区相互支持的努力发展起来了运动热情、加强的联系和有组织的服务小组，是很多别的人群所没有的。

自艾滋流行病流行以来的几十年中，Royale说，收集经历过危机的佩里这样的人的故事，向人们展示了我们的坚韧性以及回顾我们痛苦的历史如何在我们面临新挑战时巩固我们的力量，就像对抗新型冠状病毒一样。

他说：“这个故事有很多。尽管那是悲伤的故事，但那是勇气，力量和决心。”

（Rosette Royale为《艾滋纪念之路》收集故事）

我过着美好的生活

55岁的马里奥·埃斯塔尼（Mario Estany）正在迈阿密探望家人，当时新冠病毒正在在美国蔓延开来。埃斯塔尼是麦迪逊山谷的一名居民，他的艾滋病毒呈阳性，在西雅图没有家庭，决定不冒险返回华盛顿。于是他在迈阿密呆了大约一个月。

由于他没有计划出门在外很久，所以他担心自己会错过艾滋病的药物治疗。没有这些药物，埃斯塔尼如果感染了新冠病毒COVID-19，就更容易出现严重症状。华盛顿州的恩特·赫尔马诺斯（Entre Hermanos）是一个艾滋病危机期间开始的、支持LGBTQ+拉丁社区的组织，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Estany在迈阿密一家人的住所中说道：“当他们说他们可以通过邮件给我发送药物]时，我几乎哭了。我感染艾滋病毒已有近30年的时间。我不想死于这种病毒。”

新冠病毒对于50多岁，60多岁和70多岁的HIV阳性患者来说，是特别大的威胁，例如伍德和已故的佩里。

截至发稿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尚无关于艾滋病患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风险的确切信息。但是，患有潜在疾病的人，对于年龄较大的人以及未得到治疗或管理不善的艾滋病患者的风险较高。

艾滋病危机中成长出来的社区组织、有色人种应对艾滋病网络（POCAAN）主任史蒂文·索耶说：“对新冠病毒COVID-19最高风险的社区也是受艾滋病影响最大的社区。他们往往很贫穷，被剥夺了选举权，其中有些人无家可归。新冠病毒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POCAAN也在尽力帮助艾滋病毒携带者渡过当前的危机。

【本文为西雅图中文电台编译，新闻来源：SeattleTimes，原作者为：Crystal 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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