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据政府高级官员透露，在拜登总统呼吁用90天时间迅速搞清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源之前，情报官员告诉白宫，他们有大量未经审查的证据需要更多的计算机分析，有可能为揭开这个谜团提供一些线索。
这些官员拒绝对新的证据加以说明。但是，他们希望使用大量计算机资源来解答病毒是否从中国实验室意外泄漏这件事本身就表明，政府可能还有更多关于中国通讯、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流动和武汉疫情暴发趋势的数据库。
除了整合科学资源之外，拜登的做法也是为了敦促美国的盟友和情报机构挖掘现有信息（比如截获的信息、证人或生物证据）以及寻找新的情报，以确定中国政府是否掩盖了意外泄漏事故。
拜登周四承诺将公布审查结果，但补充了一句警告：“除非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拜登对于中国拒绝配合调查的指责，不仅是要促使中国改变态度，同时也想推动盟友将自己的情报工作集中在检验实验室意外泄漏的可能性上。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他对这项研究的呼吁不但具有国内政治影响，也具有国际政治影响。这导致他的批评者指出，在中国政府本周拒绝允许世界卫生组织进行进一步调查之前，总统本来已经排除了病毒起源于实验室的可能性。而且，政府官员表示，白宫希望美国的盟友能够为认真探索一个理论做出更积极的贡献，而到目前为止，这个理论在他们眼中，说的好听点是不太可能，说的难听点是阴谋论。
迄今为止，从中国境内截获的通信中收集证据的努力收效甚微，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难以渗透的目标。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表示，他们很难相信会有人找到显示实验室事故证据的电子邮件、短信或文件。
一个盟国提供的信息是，武汉病毒实验室的三名工作人员在2019年秋季因严重流感样症状住院。这些工作人员患病的信息得到了重视，但官员警告说，这并不构成他们在实验室感染病毒的证据——也有可能是他们把病毒带到了那里。
白宫希望盟友和合作伙伴可以利用他们的人力网络来寻找有关实验室内部真相的更多信息。十年前，美国在中国境内的网络被捣毁，虽然美国一直在重建在中国的资源，但它仍然没有完全恢复。因此，让盟友敦促他们的线人报告武汉病毒研究所内部发生的事情将是情报推进的关键部分。
拜登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调查还没有走到尽头。官员们不愿描述他们要做的是哪种计算机分析。
政府和情报官员表示，在试图解开大流行如何引发的过程中，科学家的工作量不亚于间谍的工作量。拜登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科学水平。高级官员已告知各间谍机构，它们的以科学为导向的部门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工作了数月，将在重新恢复的调查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位高级政府官员说，新的调查还将利用联邦政府的国家实验室和其他科学资源，这些资源以前没有直接参与过情报工作。
拜登宣布，他将要求情报界提供一份报告，这其中有一些作秀的成分。在国内政治方面，他正试图在共和党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上取得主动。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新冠病毒可能是意外来自武汉的那个实验室，他说拜登的命令“来得晚总比没来好，但还远远不够”。
在国际方面，拜登呼吁中国配合调查，不但是要迫使北京改弦易辙，同时也要推动盟友将自己的情报工作集中在检查新冠病毒可能意外从实验室泄漏的理论上。
与科学家和更广泛的公众一样，情报界仍然不确定新冠病毒的起源。目前还没有出现具有决定性的情报，一些现任和前任官员对于能否在90天内收集到更多信息持谨慎态度。虽然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将在夏季结束前提交一份报告，但调查很有可能被迫延长。
周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A·米利将军(Mark A. Milley)告诉记者，他尚未看到任何关于大流行原因的确凿证据，但支持深入研究的努力。“在这场大流行中人们所经历的死亡、痛苦和苦难是巨大的，”他说。“我们需要知道起源，这是如何发生的。”
揭开新冠病毒起源的努力始于一年多前特朗普政府时期。但一些官员对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总统的动机持谨慎态度，认为他对大流行起源的兴趣要么是为了转移对其政府应对疫情的指责，要么是为了惩罚中国。
（包括英国情报机构在内的一些盟友对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说法持怀疑态度。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现任官员表示，新情报工作的核心目标是为未来的大流行做好准备。因此，拜登本周传达的信息经过了调整，为未来与中国合作留下了可能。
在中国本周宣布北京不会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额外调查后，白宫对中国的失望有所增加。拜登政府的一名官员表示，如果新的调查未能给出答案，那会是因为中国没有做到透明。
但政府并不尝试孤立中国，而是试图谨慎行事，一方面向北京施压，要求合作，另一方面表明，如果北京不合作，美国将加强自己的调查。
政府官员还认为，新的调查以及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阻挠，将为美国加强与盟国的情报合作创造机会。
一名官员说，自大流行开始以来，盟国一直在提供信息。但包括英国情报机构在内的一些人对实验室泄漏理论持怀疑态度。澳大利亚等国则对其持更加开放的态度。
作为所谓“五眼联盟”(Five Eyes)的成员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已经与美国广泛分享情报。但这份新的情报评估，加上对中国未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日益失望，可能会促使盟国更加关注实验室泄漏的问题。
一名英国官员拒绝置评。澳大利亚政府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
拜登在周三的声明中说，有两个情报机构认为病毒很可能是自然产生的，而至少还有一个机构支持病毒是从中国的一个实验室意外泄漏的说法。总统指出，没有人对他们的评估有很高的信心。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发言人阿曼达·J·肖奇(Amanda J. Schoch)在周四的声明中表示，情报机构已经针对这两种可能的情况进行了讨论，但目前还没有对病毒的来源做出高度可信的评估。
“美国情报部门不知道新冠病毒最初传播的确切地点、时间和方式，”肖奇说。
虽然情报部门由18个机构组成，但只有少数几个机构在评估病毒的可能来源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包括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在内的广泛情报界大多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得出有关其来源的结论，哪怕是可信度较低的结论。
情报部门正在“继续研究所有可用的证据，考虑不同的观点，积极收集和分析新信息，以确定病毒的来源”，肖奇说。
【本文来自NYTimes，原作者：JULIAN E. BARNES, DAVID E. SANGER，本文不代表本台观点】
科学界支持进一步调查新冠起源
在拜登总统突然下令美国情报机构调查新冠病毒来源之后，许多科学家做出了积极反应，这反映出，他们最近几周努力希望获得中国武汉一家病毒实验室工作的更多信息。但他们也告诫说，不要指望能在总统要求的三个月内得到答复。
在长期回避争论之后，一些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最近开始更愿意表达对病毒起源的疑问。如果争论中最激烈的两极是自然溢出和实验室泄漏理论，这些新的声音增加了第三个观点：一种确凿的不确定性。
“一开始，有很多人不愿意发声，因为这与阴谋和特朗普的支持者联系在一起，”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免疫学家岩崎明子(Akiko Iwasaki)说。“一开始，很少有理性的讨论。”
病毒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倾向于这样的理论：受感染的动物——可能是蝙蝠，或其他作为食物而被饲养的动物——在实验室外将病毒传播给人类。“实验室泄露”理论认为，中国研究人员分离出病毒，然后感染了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支持这一理论。
但在本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岩崎博士和其他17位科学家称，中国在与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联合调查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得中国对实验室泄漏理论的否定令人难以接受。
“我通常只在有了一些新的科学成果、使我对新的发现或结论有信心的时候，才会公开谈论一个话题，”这封信的组织者之一、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研究病毒进化的杰西·布鲁姆(Jesse Bloom)说。“对于SARS-CoV-2的起源，我仍然不确定发生了什么。”
但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很明显，如果对源头问题不置一词，就会被理解为同意病毒肯定源自人畜共患病的观点，”他指的是动物传染的理论。
周三，也就是这封信公布两周后，拜登总统呼吁情报机构“加倍努力”，在90天内向他提交一份报告。拜登周四表示，他预计将向公众公布这份报告。
虽然研究人员普遍欢迎持续寻找答案，但一些人警告说，这些答案就算可以找到，也可能不会很快到来。
“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的东西不比现在更多，我也不会感到惊讶，”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t Columbia University)的病毒学家W·伊恩·利普金(W. Ian Lipkin)说，他是第一批在2020年初访问中国并向那里的公共卫生当局咨询的美国科学家之一。
(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于2020年1月关闭。科学家最初相信疫情是从这里暴发的，但许多专家现在质疑这一理论。 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中国与世卫组织欠缺合作，长期以来致使人们怀疑被称为SARS-CoV-2的冠状病毒是如何凭空出现以席卷全球的。
2020年2月，中国政府同意接待一个科学考察团，但遭到批评，因为该考察是作为与国际专家和中国科学家的合作研究而构建的，而且中国控制了对数据的访问。此外也没有授权调查进行病毒研究的实验室。
在早期，甚至有传言说中国的生物战计划制造了这种病毒。2020年3月，利普金及其同事发表了一封信，驳回了这种可能性。
“没有证据表明该病毒被武器化了，”利普金说。“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他和其他专家说，自然的演化完全有能力制造一种新的大流行病毒。蝙蝠和许多其他动物都是冠状病毒的宿主。当一只动物被两种冠状病毒感染时，它们可以交换遗传物质，这一过程被称为重组。
但一些科学家认为，对于SARS-CoV-2是否也是以类似方式出现，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毕竟，冠状病毒首先是在武汉市发现的，那里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所在地，那里的研究人员研究数十种在中国南方洞穴中采集的冠状病毒。
尽管如此，研究这个病毒家族的顶级实验室恰好在流行病出现的城市，完全可以是巧合。武汉是一个比纽约市还大的城市中心，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游客源源不断。它还拥有许多大型市场，交易从中国各地及其他地区带来的野生动物。当野生动物被密集饲养时，病毒有机会从一个物种跳到另一个物种，有时会制造出危险的重组，从而导致新的疾病。
该实验室的研究是在另一种冠状病毒导致2002年SARS流行病之后开始的。研究人员很快在蝙蝠和中国市场上出售的果子狸身上发现了这种被称为SARS-CoV的病毒的近亲。这一发现让科学家们大开眼界，关注任何有可能跨越物种界线并引发新的大流行的动物冠状病毒。
病毒学家可以采取许多措施来降低被他们研究的病毒感染的风险。但这些年来也发生过意外。研究人员因他们用于实验的病毒而患病并感染他人。
例如，2004年，北京国家病毒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感染了导致SARS的冠状病毒。她随后把病毒传染给了其他人，包括她的母亲，后者最终死于感染。
在2020年，新冠大流行的起源成为了一场关于实验室安全的长期辩论的新战线，这一辩论引发了一个问题，即研究动物病毒并有时对其进行操作的风险，是否大于其帮助防范未来疫情爆发的好处。
“这种研究一直存在争议，”伦敦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 London)生物安全研究员菲利帕·伦佐斯(Filippa Lentzos)说。
中国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否认新冠大流行是实验室泄漏的结果。许多外部科学家也否决了这个想法。
杜兰医学院(Tulane Medical School)病毒学家、利普金那封信的合著者之一罗伯特·加里(Robert Garry)注意到，中国科学家必须要收集到SARS-CoV-2并且在细胞群中培养，但是在多年来发表了其他许多冠状病毒的报告的情况下，这种病毒却始终没有发表过任何相关的详情。
“这是说不通的。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病毒留着不发？”加里说。
其他科学家认为，至少应该探索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但一些研究人员表示，当特朗普政府官员声称该病毒可能是一种生物武器时，这给实验室泄漏的假设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些研究人员把希望寄托在世卫组织和中国的联合调查上，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试图使调查对自己有利。
与此同时，相信存在实验室泄漏可能性的人正试图为科学家们更公开地谈论他们的疑虑做好准备。在一系列公开信中，一群被称为巴黎小组的研究人员煞费苦心地表达了对联合调查和病毒起源不确定性的担忧，但并未公开宣传实验室泄漏的理论。
“我自己淡化了信中的一些措辞，”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的医学教授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Nikolai Petrovsky)说。“一旦我们走得太远，说我们认为这是实验室泄漏，我们会被骂得体无完肤。”
2021年3月，世卫组织-中国团队发布了一份报告，在313页的报告中只用了四页篇幅讨论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结论是极不可能发生，但没有任何实质性数据支持他们的结论。
岩崎和与她观点相似的科学家们决定不得不自己写信进行反击。她说：“我们觉得现在是时候站出来说了，并对真相进行更多科学研究。”
然而，岩崎强调，她没有看到实验室泄漏的明确证据。“我对各种可能性持完全开放的态度，”她说。“这两种说法的证据都太少了，几乎都有可能。”
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流行病学家、该信合著者之一马克·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说，这让其他科学家能够更自由地谈论他们对大流行起源已知和未知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希望出现的，”他说。
利普金最近对前《纽约时报》记者小唐纳德·麦克尼尔(Donald McNeil Jr.)说，他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两项冠状病毒研究感到惊愕，这些研究是在安全级别较低的生物安全二级(BSL-2)实验室进行的。
在接受时报采访时，利普金说，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SARS-CoV-2是从实验室传播的。“但它确实增加了纳入考量的可能性，”他说。
本月早些时候，杜兰医学院的加里认为，武汉早期新冠病例的遗传变异可以用野生动物被带到该市的动物市场来解释。“如果你认为病毒是通过野生动物贸易带来的，那么这非常简单明了，”他说。
即使SARS-CoV-2是从蝙蝠或其他动物身上跳到实验室外的人类身上——就像加里所怀疑的那样——也很难找到该途径的确凿证据。当动物死亡时，病毒也会一同死去。
虽然科学家们有相当明确的证据证明两种冠状病毒——SARS和MERS的病因——是如何从蝙蝠传染给人类的，但其他四种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的起源仍然是谜。
“有时你很幸运，有时你没那么幸运，”加里说。“这可能需要几十年。
（本文来自NYTimes，作者Carl Zimmer负责撰写“Matter”专栏，James Gorman是时报科学版面作者，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