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研究所文章:中美之间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对峙或者对抗 — 一个局内人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中美关係? 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共接近美国? 尽管我不是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 但作为前中共党内人士和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多年的教授, 我想在此提供一些我个人有关这些问题的反思.

回顾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中美关係, 我们中国人首先应该肯定和感谢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接触政策. 接触政策帮助大陆中国结束长达将近 30 年的孤立和贫穷状态, 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巨大变化, 是与美国政府, 美国科技界, 知识界, 经济界真诚的交流帮助分不开的. 这些帮助为中国恢复经济社会活力, 接触和认识现代文明, 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 因而, 许多中国人才有机会走出国门, 由此改变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的命运. 目前已经有 500 多万中国人移居于美国,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 1980 年代以后通过求学, 打工和移民, 或成为持有绿卡的永久定居者, 或归化为美国的华裔公民. 反过来, 他们与亲戚, 朋友和回国的同事 们的密切联系互动, 也有助于拓宽中国人民的视野和思想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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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客观地看, 过去70 年来中共出于根本利益需要, 既利用美国又敌视美国的基本心态没有改变过. 与此相比, 从​​1970 年代以来, 美国两党及政府对中共政权一直抱有不切实际的良好愿望, 迫切希望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PRC) 在世界上能成为一个比较自由甚至民主的负责任大国. 然而, 这导緻美国对中共的真正的本质及其长期的战略目标发生根本性的错误认识. 而中共始终隐藏它的真正目标和意图, 以便于从美国获得巨大的利益. 尽管中美两国内部都有经济政治与人事的变化, 以及在中美关系中有不断的摩擦, 冲突, 包括短期局部的紧张等, 但在两国之间还基本维持著相对正常的外交关係, 冲突与风险也大体能够管控.

由此, 过去半个世纪的接触政策所产生的效应是多重性的: 一方面接触政策帮助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孤立, 走向世界, 并使得公民社会在中国萌芽生根并逐步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接触政策也使中国在中共的新极权统治下快速崛起. 中共已下定决心要重构已有的世界秩序和规则, 领导世界转向自由民主的相反方向.

自从2012 年习近平上台以来, 他继续著毛泽东和邓小平建立的对美外交战略——即利用接触政策以争取时间和条件去实现中共的目标. 但是, 随著中国实力的增强, 习近平错误地判断现在的国际格局是“东升西降”, 他变得更具有攻击性并对他欲取代美国的战略意图直言不讳. 乃至近些年来中美关系中的麻烦与冲突逐步增长, 中共日益成为战后国际关系, 自由民主制度和美国安全的最大挑战与最大威胁. 2021 年3 月22 号在安德雷奇举行的两国外交最高层官员的会谈表明, 中美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将退回到五十年前的状态.

未来美国政府如何认识与处理中美关系, 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 而且直接影响到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作为曾经的中共体制内人, 回顾过去50 年中美关係的变化, 我有三点基本看法希望与美国人民分享, 以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明白中共和它的战略是什麽.

首先, 自从它获得国家权力70 多年来, 中共将处理内政外交“融于一盘棋”, 把增强控制力, 防止政权垮台置于最优先地位. 著眼于这点,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外交是中共党牢固掌控国家权力的工具.

其次, 就中共党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言, 在中国的全部对外关係中, 中美关系是其中首要的, 核心的, 最重要的因素. 因此, 中国共产党对中美关系和接触政策的态度,取决于它们如何满足并服务于中共国内政治的需要.

第三点, 国际参与和经济发展不可能软化中共党政权的政治特征. 意识形态与极端高压相混合使它成为极权主义政权, 精确的数字监控和镇压使极权主义控制有了新的特点. 所有这些使中国成为美国更加危险的敌手.

中美接触政策的 “蜜月期”

正是尼克松开创了中美接触政策, 他不仅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联中制俄的必要, 而且从全球安全的长远角度看改变中美关係的重大意义. 早在1967 年尼克松就写到: “放眼长远, 我们无法永远把中国拒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让他们在那裡孕育自己的幻想, 滋养仇恨, 并威胁邻国. 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 不能让最具潜能的十亿人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1) 但是尼克松忘记问了: 共产主义中国能否呢么容易地就融进国际社会?

从中国这边说, 打开中美接触大门的是毛泽东, 但奠定中美接触政策的中方策略框架是邓小平. 邓小平对接触政策持积极态度, 首先是出于文革结束时国内经济几乎崩溃的压力,同时在当时的美苏对抗中选边站美国, 有利于中共依仗美国实力减轻俄国对中共的威胁.

1979 年 1 月, 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紧接著邓小平历史性的一月访美, 许多中共官员访问欧美发达国家, 这些访问促进了中共打开国门推进改革的决心, 中国开始经历显著的变化.

1979 年邓小平被自己的访美见闻深深地触动了, 他说了句经典的话: “二战后凡是跟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战后凡是跟美国作对的都还很穷.”(2) 1980年代初,中共全党从上到下都希望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 1980 年代我住在苏州, 一次与苏州日报资深记者聊天, 那记者说前不久他去採访当时首次访美归来的某位市领导, 本以为领导会谈美帝国主义正陷入如何没落, 如何垂死挣扎之中, 但当他听到市领导的话竟然被惊呆了. 那领导说: “啊呀, 现在我才知道什麽是文明人的生活, 我们这儿都是野蛮人啊.” 当然, 这次採访一个字都没有见报.

1980年代初, 邓小平强调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中国要利用历史机遇充分发展自己. 中共从中央, 省, 到地方都热情宣传中美友好和对外开放, 中共决定(设计) 沿海十四个城市作为开放特区, 以各种优惠政策努力吸引外资外企进入中国. 与此同时, 中国派遣留学人员赴欧美, 学习前沿科技与社会科学理论.

那么, 为什么邓小平访美返回中国后很快发动中越边境战争? 当时中共内部流传两种说法, 一是向美国递“投名状”, 不惜教训昔日国际共运的小兄弟, 表示真心与美国交好; 二是邓小平想要通过打这一仗牢牢地控制中国的军队. (但是, 中国人民从来不知道自己无奈地陷于多么贫困的生活, 从来不知道战争中究竟有多少战士死亡了.) 邓小平实施了百万裁军计划和将军工企业转变为生产民用产品, 这样省下军费来发展经济. 他也制定了三步走战略步骤, 目标是到2049 年—— 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00周年时— —使中国成为现代大国.

中国经济加快增长, 是美国乐见其成的事. 美国期待中国在经济变化中逐步形成民主政治的因素. 尼克松总统说: “因此,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促使改变的发生.(3)” 从建立接触政策起, 美国的战略始终是期望在中国出现走向自由的变化——经济的, 社会的和政治的. 或许令美国政府没有料到的是, 邓小平设定四项基本原则, 为中国政治划好了边界: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4). 从一开始, 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就很明确, 接受和利用接触政策的根本目的是恢复中国经济, 以巩固中共政权. 经济领域可以适度开放空间, 但在政治领域决不允许改变四项基本原则, 决不允许挑战中共一党独掌权力的统治地位.

然而, 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时带来了民主思想和普世价值, 因而在党和国家内引发意识形态的困惑. 1982 年到1983 年, 随著某种自由化趋势的扩展, 党内的改革者开始提出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反思, 中共党内保守派不能容忍这些, 发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以反击. 然而, 这个运动是短命的, 1984 年党内具有自由思想的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再次推进哲学和政治的思考, 朝著自由的方向更加开放了. 早在1980 年, 邓小平自己说过需要政治改革并于1982 年再次提出, 1986 年前后他又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上官方议事日程. 而在这同一时期, 中国发生第一次全国性范围的支持民主的思潮和运动. 尽管邓小平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做了多次批示, 但他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进入中国所产生的任何负面影响一直保持高度警惕, 并绝不允许政治变化超出中共控制的范围. 他与中共党内几个老领导人一起施加强大压力, 平息了1979 年的“民主墙运动”, 1980 年的湖南学生运动, 1986 年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这次学生运动开始于河北, 安徽, 然后很快蔓延到其他城市). 后来的结果是, 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党的总书记职务, 并把挑战党的领导的知识分子方励志, 王若望, 刘宾雁开除出党. 在这么做的同时, 邓小平还颇为自傲地说: “我们讲民主, 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 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5) 1986 学潮被邓与党内保守派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标签. 这样的定性与处理, 为1989 年6.4 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1979 年中美建交到1989 年6.4 事件发生前, 这一段是中美接触政策的“蜜月” 期. 中共领导人不仅利用了接触政策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而且在一些敏感复杂问题上从来没有退让过. 美国领导人, 部分出于他们的良好愿望和想像, 有意无意地掩盖和忽略了一些敏感和复杂问题(当时主要是人权, 公民权利和台湾问题), 甚而以某些暧昧言谈作了事实上的让步. 当时美国政界学界一些头脑清醒的人士表达了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的疑虑, 但是他们明显处于少数地位(6). 后来的事实证明, 这种疑虑是有道理的, 当时的美国政府领导人似乎没有太在意于此, 而且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普遍接受与支持了接触政策, 并且陶醉于此. 接触政策的一个重大缺陷与失误在于, 它假设了中国共产党能够转向分享权力和接受民主, 因而它错误地大量接触中国的精英们而不是与中国人民更多的接触.

六. 四事件后邓小平明确了对中美关係的基本策略框架

1989年的六四事件和随后苏联东欧国家的政治剧变. 极大地撼动了中共执政的根基, 使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极为震惊. 如何尽快地稳定国内局势, 缓解国际压力, 成为中共党当时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后来的中美关系与接触政策的总体框架, 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逐步明确起来的.

1989 年6 月4 日, 当军队向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北京城其他地方的市民开枪时举世震惊, 并立即引发全世界的严重抗议, 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毁国际声誉, 中国的国际关係也随之紧绷. 西方七国(G- 7) 强烈谴责中国并且对中国实行多种制裁措施. 中共党内当时很紧张, 首先, 天安门广场事件使与外部世界正面而积极地接触了十年的中国共产党, 面临著国际环境陡然恶化的巨大压力. 北京发生的事正与当时东欧国家的骚动混乱相似——挑战共产党的统治. 然后, 两年后政治混乱蔓延到前苏联, 苏共党(CPSU ) 被推翻. 那些中共党内的人几乎无法相信发生了这些绝非寻常的事情.

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使中共压力很大, 党内上下弥漫著惶然恐慌气氛.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邓小平著力挽回被动的政治局面, 试图对内稳定党心民心, 对外努力恢复正常国际环境, 特别是中美关係. 针对国际封锁, 邓在党内作了个有影响的讲话: 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封锁?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被封锁过30 年, 但是党和国家不照样生存过来了吗? 邓小平还说, 中国十亿人本身就是个大市场, 我们不用去求他们回来——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来找我们, 因为他们需要我们(7). 当时这是内部讲话, 用于稳定党内情绪. 但是第二年七月, 当邓小平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 特鲁多时, 他的谈话明确地表达并更加公开了这个意思.(8) 与此同时, 中共连续发布多个文件, 反腐败, 整顿党风, 建立举报制度(包括党内相互检举其他的人), 调整中共党与中国其他民主党派(八个被允许存在以给中共装点门面的“统一战线” 党派),中共与社会公众关系等, 力求缓解民怨, 稳定国内局势.

关键的一点是, 邓小平错误地判断1989年是美国在背后赞成中国争取民主的抗议者. 此后, 邓小平频繁接见国际人士, 美国民间或官方的人士, 也有美国半官方人士, 竭力修复对外关系特别是与华盛顿的关係. 他放出的话语, 既有软中带硬, 也有无根据的“倒打一耙”. 邓小平把6.4 事件归咎于西方国家和美国,说:“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 .. .,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 都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 美国现在有一种打法: 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9)

在一次会见泰国总理时, 邓小平说“世界上的国家裡, 最不怕孤立, 封锁, 制裁的就是中国. 建国以后, 我们处于被孤立, 被封锁, 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 但归根结底, 没有损害我们多少. “事实表明, 那些要制裁我们的人也开始在总结经验了.”(10) 在另一次会见前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 邓小平说“中国平息暴乱后, 七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 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他们谈论人权, 自由, 民主仅仅是为了保护他们强国, 富国的利益, 以追求军事和政治的霸权而已. 我们从不听这些东西(鬼话).”11

尔后, 1989 年10 月31 日邓小平接见前美国总统尼克松, 先是无端地夸奖了一番尼克松, 说: “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 …. 所以, 你1972 年的中国之行, 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非常勇敢的行动.” 接著, 邓小平一盆脏水泼过去: “坦率地说, 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力量) 煽动起来的. 很遗憾,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捲入得太深了, 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 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 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 ” 接著, 邓小平为开枪辩护, 态度强硬地说: “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应该美国採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採取主动…. …中国不可能主动. 因为强的是美国, 弱的是中国, 受害的是中国. 要中国来乞求取消制裁, 办不到. 哪怕拖一百年, 中国人也不会那样做.” 最后, 邓小平拿中国市场做诱惑, 提醒尼克松: “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 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 我们欢迎美国商人进行对华商业活动, 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12)

今天回头看, 我们能感觉邓小平说话确实很有“艺术”. 明明他是施害者, 结果他把自己和中共党说成了受害者. 邓小平把6.4 事件归咎于西方国家和美国, 很重要的是出于平息中共全党和全国民众对开枪事件不满的需要.

无视美国国民的谴责情绪, 布什总统竭力想使中美关系回到正轨(这是美国人善良天真的另一个例子), 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 ) 派去北京进行两次秘密旅行, 1989 年7 月和12 月, 以至于连美国大使都没有通知. 取代使邓小平一直处于孤立和防御状态的, 是布什的特使主动显示出某种明显的温和态度, 结果使自己落入了邓小平的手中. 中国民众无从知道这些秘密访问, 甚至中共党内中央机构的人也不都知道. 邓小平会见布什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来访时的态度强硬而傲慢, 但同时也伸出橄榄枝. 邓小平说: “中国威胁不了美国, 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 …​双方都让点步, 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13)” 斯考克罗夫特, 这位文质彬彬“君子” 类型的美国外交官, 不是用对抗性的而是用外交礼仪的“谦卑” 风度, 化解了邓小平会见时的隐隐对抗的尴尬气氛. 但是这也许对后来处理中美关系的冲突开了个不好的头.

经过一年多的内外调整, 邓小平逐步形成了中共党应对6.4 天安门广场事件与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国内外大政基本方针. 1989 年9 月4 号, 在邓对中央委员会宣布他退休的讲话中,邓小平谈到:

“我认为这场发生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动乱… …无疑是帝国主义者想要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颜色.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是否会落下,而是中国的旗帜是否会落下… ….只要中国不垮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就能坚持社会主义… ….总之,国际形势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第一, 冷静观察; 第二稳住阵脚; 第三平和应对. 不要急躁, 急躁不好. 我们应该冷静, 冷静, 再冷静.”14

最早邓小平宣布的是十二字方针 “稳住阵脚, 冷静观察, 沉著应对”, 后来是 24 字方针: 稳住阵脚, 冷静观察, 沉著应对, 有所作为, 决不当头, 韬光养晦.

后面的短语“韬光养晦”, 作为邓小平指导中国外交政策, 是最著名的格言. 许多人不知道, 正是苏联和东欧阵营的垮塌, 触发邓小平提出这个战略方针. 中共党的最顶层官员在苏联东欧垮塌后, 力促邓中国应当接替领导世界共产主义. 邓小平坚持“我们决不当头” 而必须“韬光养晦.”

邓小平通盘运筹内政外交, 对中共党内强调了几条. 他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经验清醒地看到当时中国还没有实力直接抗衡美国, 中共政权要能生存下来必须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事. 他也懂得中共党统治的合法性与政权生存依赖于经济改革, 如果中国不能摆脱贫困, 中共党迟早要垮台. 中国的经济不仅取决于坚持改革开放政策, 也取决于将如何缓和中美关係. 在当时,中国远远达不到与美国和欧洲国家平起平坐的实力, 如果中国想要进入国际经济共同体和利用世界市场增强国家实力, 中国只能放低姿态, 放软身段, 柔和低调地处理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关係. 另一方面, 中国必须通过隐藏自己的长期战略目标, 假装“被削弱” 和“无害” 来欺骗西方世界, 以有效利用西方国家的市场, 技术, 资本, 人才资源, 等待时机反击西方以赢得最终的战争胜利. 这是中国古代帝王们过去多次使用的战略战术——兵不厌诈.

后邓时期处理中美关係的基本框架

邓小平制定的中美关係四点方针基本框架, 管住了后来的20年. 中共在江泽民, 胡锦涛时期逐步趋近于美国, 但 2009年以后开始发生变化.

反和平演变成为中共的长期一贯方针

“反对和平演变”, 防止政权被暗中颠覆, 是从毛泽东时期就成为中共党内意识形态宣传的基本方针之一. 天安门事件与苏联剧变后, 中共在党内大力强化这方面的宣传灌输, 从四个方面下了功夫, 其首要目标是消除美国的影响.

第一个策略是把中共党所有党员官员的前途命运与中共政权捆绑为一体. 1989 年以后, 中共持续不断强化党内“危机教育”, 强调一旦中共党下台, 就像在前共产主义国家里一样, 数十万党员干部都将面临被关押甚至被杀, 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将面临失业而生计艰难. 尤其是, 中共党以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为例警告全党,保持政治权力事关中共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进一步强化“反自由化, 反和平演变” 就是政治正确的立场与姿态;

第二点是主动组织一些机构(中央党校, 中国社科院, 著名大学研究国际共运学者, 军方亦有人员参与) 研究前苏联东欧政治剧变的原因, 教训与对策, 以预防中共自己的垮台. 这类研究(从1990 年代至2000 年代早期) 形成两种不同学术观点: 一种倾向于促进政治改革, 逐步走向民主宪政体制; 然而另一种竭力固守共产党传统思维, 与美国打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15). 这两种倾向都对中共最高层有影响, 但最终是保守倾向占了上风.

第三点是主动发起意识形态进攻. 中共意识到与美国的冲突最终将聚焦于意识形态—但是中共党意识形态因与社会现实相矛盾, 有悖常识, 而使之难以为中共令人反感的统治作正当性辩护. 所以, 党内部分“理论家” 努力重塑新的意识形态, 以抵抗普世价值, 自由民主宪政等现代政治文明理念对全党和中国社会的思想影响力. 一方面, 中共将自己定义的“中国特色” 的民主法治等写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另一方面攻击与否定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理论. 作为替代, 中共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起来, 以构成“21 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随著中共党意识形态支柱的坍塌, 中共内部越来越多地利用谎言欺骗, 利益引诱与高压惩罚来聚拢党心.

第四点是中共党寻求把反和平演变与操控社会大众情绪等结合起来. 中共党高度提防和限制国外社会公益组织在中国大陆的活动, 打压萌芽生长中的中国大陆公民社会力量, 公民组织和公民行动. 而且, 中共党在中国民众中鼓动与操控民族主义情绪, 鼓吹 “大一统” 的国家本位主义意 识, 煽动仇美心理来强化政权合法性的社会心理.

以 “主权” 压 “人权”, “维护人权” 成为引发中美争议的一个重要因素

过去中共党内对人权几乎没有概念, 他们几乎是“鹦鹉学舌” 般地照搬前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话语. 6.4 事件后, 中共外交部居然无人能写文章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谴责. 中央党校一教师偶然获知这一情况后即给外交部帮忙. 在他帮外交部写的文章中提出“生存权和发展权高于人权” 的“中国特色” 人权观点, 恰好呼应了邓小平的“国权高于人权” 的说法, 后来这两点成为中共当局关于人权问题的基本口径.(16)

显然, 正因为中共看透了中国市场对美国商人的巨大诱惑力, 他们知道美国大公司会“自动” 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 迫使美国政府让步, 这就使中共不在乎对他们暴力侵害人权的批评.他们在国内变得更加严酷地压迫民众. 中共党剥夺民众的基本信仰权, 言论权, 知情权, 迁徙权, 工作权, 残酷迫害揭露真相, 主持正义的记者, 律师, 学者, 社会公益组织人士, 摧毁教堂逮捕教会人员与信众. 在少数民族地区,他们继续其长期推行的“大一统” 做法, 扭曲民族自治政策, 削弱与剥夺民族自治的能力, 最近强暴推行变相的民族灭绝政策. 2019年以来中共对香港民众的粗暴镇压, 强行通过港版国安法, 以莫须有罪名拘禁并判刑捍卫自由权利的各界知名人士. 这些年中共侵犯人权的问题愈亦严重, 正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和公愤.

美国两党政府先后多次与中共交涉, 救助遭受中共迫害者——有时候成功, 有时候失败. 美国政府强烈谴责中共对新疆, 西藏, 内蒙, 香港民众的残暴行径. 在川普政府的最后阶段, 美国明确了中共正在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 的判断, 拜登政府继续坚持了这个判断, 这一判断立即引发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最新的安德雷奇中美双方会晤, 一开始布林肯就明确提出新疆, 香港问题, 清楚地阐明了它们的重要性和美国政府的立场, 而这激怒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家外事委员会的权威领导杨洁篪, 他表示美国无权训斥中国和“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加大对外开放, 以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

江泽民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 初期强调反和平演变, 并有否定经济改革成果和对外开放的倾向. 但是江泽民意识到, 如果经济搞不好, 不仅中共党无法维持统治地位, 而且邓小平的十年功绩也就被否定了, 邓小平不可能坐视不管. 1992 年初, 邓作了著名的深圳视察, 他一再强调改革开放, 发展经济, 并且发了狠话: “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下台. ” 这是直接警告江泽民, 推动江泽民在中共14 大会议明确宣布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共努力吸引外资外企(包括美国公司) 进入中国的市场, 加强与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 的经济, 文化, 科技交流. 在这同时, 中共利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机会, 隐秘地获得经济, 商业, 科技, 政治, 军事情报. 特别是盗窃高新科技研究成果, 不仅在中国境内的外企中进行盗窃, 而且中国学者去国外都有可能被有关部门要求“配合” 窃取各种资料. 笔者大约在10年前曾经与一归国学者聊到有意去国外名校访学, 这位学者随即说了一句: 如果有部门要求你“配合” 什麽, 你千万不要答应啊. 当时没有在意, 现在回想起来,这学者的提醒大有深意.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 这些危害美国安全的隐秘活动只被很少数的美国人察觉到.

“韬光养晦” 是约束中共处理中美关係最为重要的一条原则

中国人说的“韬光养晦”, 典型地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谋思维. 中共从1989 到2009 这20 年裡是认真地韬光养晦的, 因为中共需要时间成为更大更强. 江泽民1994 年在一次内部报告中谈到了他处理中美关係的16 字原则, 向美示弱(17). 当认定中美之间国力悬殊太多, 还无力与美正面衝突时, 中共遇到衝突时就“忍” 了.由此, 1993 年的“银河号” 事件忍了; 1996 年台海危机忍了; 1999 年中国驻布尔格莱德使馆被炸, 中美关係一时跌至最低点, 最终中美双方谈判解决, 中方也“吞进去” 了. 2001 年4 月, 美国EP- 3 间谍飞机与中共空军战斗机相撞(中共军机曾经骚扰过美机) 事件, 再次恶化中美关係. 在美方两次表示遗憾后, 中方再一次“忍” 了.

在这两次事件中, 中方都有人员伤亡. 在一定层面上说中国政府可以以“受害方” 名义把事情闹大些, 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赔偿. 然而, 中国政府被动顺从美国了.这令中国民众相当失望, 直接影响到中国政府的威信. 中国民众长期被政府的反美宣传所蛊惑, 纷纷自发地上街游行示威, 衝击毁坏在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 (尽管实际上抗议者行动是中国政府背后精心策划的.) 而这又“吓著” 了中共和中国政府. 他们害怕民众的民族主义愤怒情绪会返转为对政府顺从于美国的不满而引火烧身, 于是通过各种手段尽快地平息民众情绪, 限制民众行为, 以尽快结束外交事件.

在这两个事件后, 中共党内重申邓小平的“韬光养晦” 思想, 使这一原本著重作为外交方面的策略原则, 逐渐地成为中共全党上下必须遵行的基本方针. 这被党内中高层官员普遍地接受了. 有两件事给我印像很深. 一件事是大约2001 年8, 9 月间, 中央党校在哈尔滨市举办全国党校系统会议. (在中国, 党校系统包含大约2800 所党校, 遍布于中国各级行政层面.) 这个会议是关于“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的研讨会18. 开会期间, 我与当时中央党校一位很有影响的正局级领导聊天, 我说到民间认为政府的态度太软弱, 不满意中国政府对2001 年4 月中美撞机事件的处理. 她回答说: “我们怎么可能强硬呢? 美国太强大了啊.”

另一件事给我印像很深的是, “三个代表” 思想提出后,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提出中国“和平崛起” 的想法, 中国官方媒体广为宣传, 引起世界广泛注意. 一段时间后, “和平崛起” 等不再提起了, 被“和平发展” 说法取代了. 当时我注意到这个改变(任何一个像我一样作政党意识形态研究的学者, 都会仔细察看中共措辞的变化, 因为它们常常带有很深的政治含意). 我问郑必坚的助手——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 “为什么“和平崛起” 不再提了? ” 那位所长说: 主要考虑西方国家对“崛起” 两字有疑虑, 觉得似乎隐含著某种“潜在威胁” 意味——所以改为“和平发展”, 强调中国的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为了掩饰“韬光养晦” 真实的战略意图, 熊光楷——中共的军队情报系统最高层负责人, 还在此成语的英文翻译上大做文章, 声称翻译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 是错误的, 完全歪曲了中国和平外交战略方针的内涵和实质, 给中国“正常对外交往造成了不应有的负面影响,” 熊光楷声称’韬光养晦’ 的核心含意就是不要锋芒毕露, 特别是自己有才能的时候, 更不要太张扬自己的才能,保持低姿态… …”.任何稍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字的人,都知道“韬光养晦” “卧薪尝胆” 一类成语的背后含义(19).

正如一个中国政策宣传者的领导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人赵启正讽刺地解释说: ‘和平’ 是说给外国人的, ‘崛起’ 是说给我们自己的.”(20)

确实如此, 中共在中美关系中娴熟地运用著东方社会的权谋文化. 2001 年中国加入WTO 后, 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美国对中国将可能的变化颇为乐观, 以为市场经济 会把中国带向通往民主政治的路上. 当时在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向学生们演讲时, 总统比尔. 克林顿说,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不仅仅是在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 产品, 而且是同意进口民主最珍贵的价值观之一——经济自由…. …中国在经济方面自由化越多,中国人民潜在的自由化愿望就越多,他们的主动性,他们的想像力,他们出色的企业家精神就越多… …(和)自由的精灵就不会再回到禁锢它的瓶子中. “小布什总统宣称: “经济自由创造自由的习惯 , 自由习惯创造民主期望. . . . . . ,与中国自由贸易吧,时间在我们这边.”

美国人太天真了. 在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 有许多不同. 美国文化的一个基本传统是不说谎, 遵守规则和契约精神. 在中国文化中, 欺骗存在于我们的文化血脉裡, 我们 没有契约精神, 缺乏公正意识, 对同样一件事, 人们在不同的环境里说不同的话; 有些事, 今天说的话明天就能被改变. 所以, 美国人不必在乎中共说了些什么——但是 他们必须非常小心中共干了些什么. 假如美国人天真地相信中共的漂亮言辞和空洞宣传, 他们就会上当受骗. 这就是中国式的狡猾. 中共并不认为这是不道德的, 正相反, 他们认为这是“策略”——正如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说的“兵不厌诈”.

中共利用一切事物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他们认为, 只要目的正当, 可以不择手段. 他们用各种好听的话语引诱跨国公司进入中国, 然后跨国公司很快就发现他们掉进了陷阱: 他们被迫转让他们的技术或者面临打压, 中国在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外国技术后, 中共经常想出各种办法强迫这些公司退出中国市场. 艾伦. 马斯克的特斯拉汽车公司现在正经历这种情况 .

2008 年中国举办奥运会获得巨大成功, 美国陷入次贷金融危机. 这刺激了中共高层领导人们, 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是不可避免. 因此, 他们感觉不再需要藏著中国的勃勃野心 而忍受美国人的“压制” 了, 中国必须进入世界中心. 中美关系开始出现隐秘, 微妙的变化. 北京的中共领导人开始想像,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可能等于或超过美国模式. 从2008 年底, “韬光养晦” 就是开始逐步被抛弃的.

中共有个说法 “外交内政一盘棋”, 意思就是利用外交达成他们的国内外政治目标, 以维护一党 政权, 这是中共秘而不宣的一贯意图.

中共利用2008 年奥运会做了几件事: 第一, 初步建立起一个大规模, 系统性, 全方位监控中国民众的系统, 这是以最新的高科技为基础的, 遍布于全国范围的系统. 那时, 政府说这套系统仅仅用于奥运会安全保卫, 仅仅是临时性的——但实际上, 习近平掌握权力后进一步强化这套体系, 下大功夫提高其监控的严密性精准性. 一年 后, 另一套严密的安全监控体系覆盖北京全市, 其藉口是为保障纪念人民共和国而举行的60 週年军队阅兵大典的安全.

第二, 中共利用成功举办奥运会努力宣传“中国模式”.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宏大场面, 精美炫丽的各种表演让世界赞叹不已, 展现了一副繁荣昌盛, 开放自由中国的假象, 各国媒体 对中国的正面报导明显地多于以往. 同年, 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了, 直接冲击了全球经济. 中美景象的巨大反差, 一时使世界都关注“中国模式”, 并成为热点话题. 中 美经济处于两个极端. 借英美等国学者的话, 中共夸张宣传“北京共识” 以对抗“华盛顿共识”, 所谓“中国模式” 的真正含义是企图把私人经济的活力与国家控制资源混合起来, 掩盖垄断权力的一党统治, 从而避开极为需要的政治改革. 在一定程度上说, 这是中共抛弃“韬光养晦” 方针, 向世界扩张渗透的开始 .

第三, 中共利用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影响力, 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争得应有地位” 作心理准备, 中共党内放弃“韬光养晦” 的声音逐渐出现. 一边是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 另一边 是美国陷于金融危机大萧条, 中共自夸中国政府投入的四万亿人民币(美金约6400 亿) 救市, 不仅使中国继续经济高速增长, 而且给世界经济托了底. 中共党内出现一种声音, 认为中国国力已经今非昔比, 中国必须争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那就是从“大国” 转成“强国”, 从世界规则(包括WTO 规则) 的接受者转变成制定规则的参与者.

作为中央党校的教师, 我既给官员讲课也要参加他们的各种讨论. 从2009 年到2012 年间, 我逐渐感受到这种心理变化. 最初是质疑声. 一次讨论中, 一个官员问我: “蔡老师, 邓小平说’韬光养晦’, 那是当时的情况. ‘韬光养晦’ 要养到什么时候呢? ” 此后, 在多次讨论中听到的议论是: 在全球金融海啸中, 唯有中国是 “定海神针”, 这些证明了中国“中国特色” 的优越性, “中国道路”, “中国模式” 具有全球性重大意义, 中国为第三世界国家寻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等等.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新选举上任的奥巴马总统于2009 年11 月访华. 这次访问没有获得好的效果, 中国领导人以冷淡无礼接待他. 不仅如此, 中共的傲慢态度开始在中国 南海问题上表现出来, 中共海军开始挑衅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 随著中共在国内的加强压制, 2009–2010 年似乎是中共对外显露自信心的一个转折点.

中美关系从摩擦冲突到冷战对立

习近平2012 年底上台时, 中国党内和民间都处在民族主义情绪不断膨胀的状态中. 利用这个情况, 习近平鼓吹并煽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推进军事扩张, 向西方与美国施加压力. 最终美国受够了中国的困扰, 在川普政府时期做出了根本性的政策转变. 实际上放弃接触政策, 而选择以“战略竞争者” 来取代.

从习近平2012 年上台后到现在, 他对内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强化仇恨意识, 对外愈加傲慢. 如果说, 胡锦涛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是恢复自信向内努力, 致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话 , 那么习近平时期的民族主义情绪则逐步显出处对外扩张, 霸道, 蛮横的倾向. 习近平2009 年在墨西哥访问时说: “有些外国人, 吃饱了没事干, 对我们的国家指手画脚. 中国一不输出革命, 二不输出飢饿和贫困, 三不去折腾你们, 还有什么好说的?(21)” 这些话语已经显现出习的蛮横性格, 但是当时美国人没有在意, 甚至许多人相信他也许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正相反, 习近平掌权后进一步强化民族主义情绪, 利用民族仇恨意识, 毒害中国人民.

中共教育人民​仇恨美国. 从1949年到今天, 70多年来他们把美国视为敌人, 持续不断煽动反美情绪. 事实上, 中共长期称美国为“美帝国主义”, 几十年一贯制对 民众灌输仇美意识, 已经在中国几代人心里扎了根. 我和我们那一代人从小是在反美教育中长大的. 从幼儿园到小学, 我最熟悉的话就是“打倒美帝野心狼 ”,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等等. 有一次, 我买了把玩具手枪送给一个6 岁的小男孩, 小男孩端著玩具枪衝口而出: “打死美国佬 .” 我当时就被震惊了. 9.11 攻击事件发生后, 中国民众中的反美情绪逐渐升温. 2020 年中共战狼式外交进一步反映了民众的反美情绪, 杨洁篪在安德雷奇两国高层官员会谈中对美方的攻击性话语引来大陆一片叫好声.

中共的反美宣传在中国社会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反应. 由于大陆言论管控极为严厉, 人们不能公开反对中共官方媒体的反美煽动.

习近平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打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旗号向世界扩张, 在中共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随之2013年著手实施“一带一路” 计划. 2015年后, 习在一些讲话中抛出更有欺骗性的言辞, 比如“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智慧” 等. 中共官媒把吹捧习与膨胀民族主义情绪合为一体 . 中共每年在“对外宣传” 上花费巨款, 包括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 组织在北京召开世界政党大会. 这不仅显示中共意识形态在世界上扩张影响力, 也营造“ 万邦来朝” 觐见习近平的场面, 以满足他称霸世界帝天下的虚幻想像.

中共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渗透, 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渗透, 早在21 世纪初就开始了, 但当时规模与领域有限. 后来胡锦涛2007 年在中共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需要建设中国“软实力 ”, 对外宣传活动放在非常重要而又优先的位置上. 随著中共经济实力的增强, 它向世界扩张乃至称霸世界的野心逐步膨胀, 其渗透活动日益扩大范围. 最初的海外宣传渗透以文化交流为名义, 然后扩张到媒体, 金融, 经济, 科技, 教育, 智库, 博物馆, 以及其他领域与机构. 据报导, 几乎所有在美国的独立中文媒体, 现在都已经被中共收购或者被控制了; 中共干预和挑战美国高校和智库的学术自由. 中共还“长臂控制” 中国在美学生和遍布全美国的华人团体, 他们甚至在美国大学裡建立中共党支部(在许多其他国家裡也有这种 情况). 与此同时, 中国逐渐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学者关闭学术交流的大门, 限制他们进入中国. 中共设置了许多障碍, 来严重限制外国学者从事中国研究, 以及与中国学者与官员之间的交流.

军事备战与对美军加剧对峙, 战争危险日益迫近

随著1991 年苏联的解体, 唯一能号称拥有世界一流军队的国家就是美国. 习近平上台后, 强调著力推进深化国防军队改革与提高军事训练实战水平, “实现强军目标,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和 “ 准备打仗并打赢战争”. 这些都明显是瞄著美军为目标的.

中国国防军队费用不断增长. 2021年, 中国国防军费支出为13,553.43 亿元(约为2,091.6 亿美元), 比2020年增长6.8%22. 在世界上是第二大军费预算开支, 然而,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 和平研究所(SIPRI) 估计: “2019 年中国实际的军费开支已经达到2,400 亿美元, 比北京估计的数字高出38%.(23)

中国军费大幅度扩张, 既是习近平搞军队改革的需要, 也用于为习近平吹嘘的’一带一路’. 前几年我应邀参与了军队的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精品课” 评选, 听了一星期讲课人的竞争性演讲, 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讲课, 是讲军队要“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而且, 中国当局蓄意加剧南海的紧张局势. 2011 年, 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拜登出访中国, 习近平曾经亲口保证不会在南海进行军事扩张, 并且于2016 年再见奥巴马时, 在白宫玫瑰园他再次信誓旦旦地公开重申他的承诺. 但是后来的行动再次证明中共从不遵守他的承诺. 中共在南海加紧建造人工岛, 并且开始在岛上部署军队和武器, 可能很快就建成一个海军基地. 中共声称所谓“九段线” 内的南海水域属于中国的地盘, 已经挑起与东南亚几个国家的争端, 并且蛮横地拒绝接受海牙国际仲裁的决定, 即中国声称的对南海水域领土要求完全无效. 所有 这些行动已经极大地增加了南海, 东海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2015 年9 月, 习近平对奥巴马说: “太平洋足够大, 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 看起来习似乎是呼吁中美 和平共处, 但事实上暴露了他想与美国平起平坐称霸世界的野心.

2021 年1 月1 日, 中共实施新修订的《国防法》, 有两个关键词被加进原来的第二条. 如下“国家的军事活动是预防和抵抗侵略, 阻止武装颠覆和分裂, 保卫国家主权, 统一, 领土完整, 安全和发展利益所进行的活动. ” 这两个关键词“分裂” 和“发展利益” 大有深意: 一个针对台湾; 另一个针对所有国家发出威胁信号, 最重要 的是针对美国. 无论谁阻挡中共统一台湾, 无论谁影响到中国的发展利益, 中共军队就将对谁开战.(24)

2021 年2 月10 日, 美国拜登总统于宣佈在五角大楼成立对中国战略工作小组. 中共政府似乎没有对此发布任何评论, 但10 天后用发射远程洲际导弹作出回应. 2 月20 日, 中国海军 核潜艇在烟台附近深海发射了巨浪3 型潜射洲际导弹(SLBM). 官方公开播出发射视频, 官方评论强调称这一导弹具有重大的“洲际威慑” 意义, 这意味著PLA (人民解放军) 将具备全球一流的海基核打击能力. . . . . . . 官方评论继续说: “近期, 某些国家自恃武力, 频繁对世界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试图不劳而获攫取利益, 对此我们显然不会 答应. 在这一时刻发射隐藏多年的新一代潜射导弹, 这已经表明了我方的坚决态度”. 这些迹象表明, 中共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图谋发动战争的道路, 并把美国作为最具有 威胁性的敌人. 事实上, 无论美国哪个党上台执政, 都不可能使中共改变观点.

利用疫情谋取霸权

2019 年底中国武汉爆发新冠肺炎, 但中共隐瞒真相延误防治时机, 这导致武汉病毒疫情向世界扩散, 直至现在还没有结束. 全世界已经有上亿人感染病毒, 数百万人被夺去生命. 2020 年中共进一步利用疫情散佈假消息, 在外交上以战狼式谩骂代替正常的国家沟通, 诬陷病毒起源于美国, 企图甩锅推卸责任. 中共千方百计地隐瞒真相, 阻止世卫组织和各国政府寻找病毒起源, 0 号病人资料以及疫情初期的真实情况.

随著疫情的继续, 中国宣布其经济增长率放慢至2.3%, 而同期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没有一个疫情国家的经济是正增长. 2020 年11 月举行的《读懂中国》论坛上, 北京大学 一位教授称, 中国从抗击疫情中获得的收益为67万亿元, 约佔中国2020年GDP总量的三分之二.(25) 反之, 美国深受武汉病毒疫情困扰, 其经济, 社会, 包括 大选等都遭到重创. 所有这些都表明, 中共正在利用疫情反对美国, 试图从疫情中获得利益以暗中争夺世界领导权.

接触政策注定会黯然终结

中美关系最终走向冷战与对抗. 接触政策的黯然终结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尽管接触政策已难以继续, 但任何极权统治者都无法消除美国持续给中共党内与中国民众的巨大影响力. 中 , 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一直持续加强著, 随著美国的资本, 公司, 产品和文化进入了中国, 随著许多中国人到海外探望孩子, 亲戚, 随著朋友们出国求学 打工, 随著中美通婚的家庭越来越多, 许多人已经亲眼见到了美国与西方国家的真实情况, 中共极权政权的虚假宣传已经破产了. 在极权统治下, 中共一面公开煽动反美情绪 , 一面许多人秘密地把他们的财产, 孩子和家庭成员转移到美国. 他们被中国网民揭露为两面人, 嘲讽他们: “反美是工作, 移美是生活”. 事实上, 许多中共党员和 官员, 中国社会相当大数量的精英, 特别是中产阶级, 非常认可与接受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观.

另外许多美国人相当感伤于接触政策的结束, 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在我看来, 这是必然的结局. 因为接触政策基于两个错误的假定上, 即国际交流和经济发展能够使中共向著 愿意分享权力, 放弃霸权统治的现代政党方向转变. 但是中共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这与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完全对立. 这两个冲突的制度体係不可能和平共处. 结果, 中共与美国不可避免地走向对峙或者对抗(冷战或热战即是对抗的外在表现). 事实上, 正是中共一手毁掉了接触政策, 因为中共利用接触政策达到了的 目, 接触政策对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

中美究竟是敌手还是对手?

中共视美国为不怀善意的敌手甚至是敌人(enemy), 而美国把中共为看作为它的竞争对手. 这些不同的概念产生处理双边关系中的不同策略, 不同的策略又带来不同的政策 后果. 敌手或敌人是你死我活的关係, 但是竞争者, 则仅仅寻求在反复博弈中获得利益.

中共始终视美国为敌人, 出于两点原因: 一是担心政权被推翻. 缺乏自信的多疑和需要为独裁合法性作辩护, 是中共制造出最大敌人的根本原​​因. 因而, 从我儿童时期到 今天, 标语口号“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始终没有停止过. 在国内, 中共每隔几年必须搞一次政治运动, 以消灭一切反对力量, 他们始终防备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 影响. 用他们的话说叫“反对和平演变.” 无论何时, 凡是有中共党政府与民众激化矛盾冲突时, 中共党即以背后有“国外敌对势力黑手” 作藉口镇压抗议者. 经过几十 年的反美宣传, 在中共党内外“反美” 情绪已经成为不容质疑的政治正确.

二是, 中共始终把“消灭帝国主义, 解放全人类,” “把红旗插遍全球” 作为政治目标. 70 多年来, 无论是毛泽东高调的“反和平演变,” “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 无论是邓小平的“冷静观察, 稳住阵脚,” “韬光养晦,” 还是习近平的“底线思维,” “不可犯颠覆性错误,” 维护“政治安全, 政权安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根本点都是把中美关系看作是“你死我活” 的敌对关係, 只是因为自身国力之弱和国际环境因素等制约, 但是现在中共察觉到美国在衰弱, 自己在强大的自我膨胀, 据此 北京正在调整他对美国的策略.

另一方面, 无论对中国怀著多少疑虑, 美国继续把中国当作正常国家看待, 美国政府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摒弃支持中国加入WTO. 当时美国乐意见到中国快速增强国家实力, 假想经济自由会 带来政治变化. 虽然美国用心良苦, 但这种行动极为天真.

直到最近几年, 美国无论是政界, 商界, 学界精英还是众多智库, 都不认为中国将成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对上述看法持反对意见的, 比如塞谬尔.​亨廷顿的“文明衝突论 ,”(26) 格雷厄姆.​艾利森认真地提出未来中美之间有可能爆发战争(27), 也都被嘲讽. 主流精英们没人认为中国是美国潜在的敌人. 然而, “文明衝突论” 特别是“修昔底德陷阱” 这个 说法, 迅速被中共接过去, 作为煽动中国民众反美情绪的藉口, 为加剧中美关係紧张, 准备未来战争作社会心理动员.

尽管中共始终视美国为敌手, 但因它在过去的落后贫困, 它需要时间来增强国力. 因而中国必须“韬光养晦”, 必须与美国和解交好. 然而, 现在习近平认为它牢牢地掌控著中国 , 而且国力增强到足以挑战美国, 中共不需要再“韬光养晦”, 他就开始露出攻击性. 这从最近几个月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扩张和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

3 月18 日在美国安德雷奇举行的中美两国会晤, 开场再次变成了罕见的两国高层外交官唇枪舌剑. 杨洁篪, 中国外交界最高层官员完全不顾及基本的外交礼仪, 甚至把 中国人骂大街的语言用于外交场合, 指责与其地位相等的美国最高外交官. 杨洁篪的言词再次显示中共只相信弱肉强食​ 的“凭拳头说话” 外交.

令人深为关切的是, 2020年习撕毁“一国两制” 承诺, 不惜毁掉香港也要暴力强制推行国安法. 而美国与欧盟国家未能作出坚决有力的制裁来支持香港民众的抗争, 这等于默认与接受了中共的强势逼迫. 当武汉病毒在全球扩散疫情, 给美国与全球经济造成严重损害时, 习说中国现在有实力“平视世界”. 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是“东升西降 ”, 他们的判断是“危中有机, 危可转机” 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威权主义还是极权主义?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究竟是威权主义国家还是极权主义国家? 这一问题至今美国两党都没有清晰过, 然而中共的统治空前地严酷. 即便前国务卿蓬佩奥的讲话也只是称中共为威权主义 国家. 实质上中共政权一直都是极权主义的一党专政国家.

毛, 邓与尼克松开始中美接触时, 只是外交政策有所松动, 而对国内统治从来没有松动过. 1980 年代后中共在经济体制有所松动, 但从没有松动过垄断政权, 垄断思想话语权 , 垄断经济资源和制度资源. 然而, 在美国政治, 政府以及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似乎对此都忽略了. 由此, 美国继续执行接触政策没能影响中国向自由民主方向演进, 反 过来却被中共利用接触政策潜入美国盗窃科学技术知识产权和商业, 政治情报, 甚至利诱美国政界商界学界科技界精英服务于中共的利益. 自从习上台以后, 中共党越发加紧偷盗与渗透.

只要中国极权制度不改变, 中美关系注定了将进入根本性对抗的时期, 这是由两国根本不同的制度性质和价值理念所决定, 也是两国不同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这将危及 世界和平.

中美关係的未来可能性: 是 “竞争与合作” 还是 “对峙与对抗”?

中美安德雷奇高层会唔前, 布林肯谈到处理中美关系, “美国的三原则是: 应该竞争的竞争; 能够合作的合作; 必须要对抗的时候对抗.” 其实这三原则是 存在逻辑冲突的. 它们表明美国政府既深知中美关係的複杂性与艰巨性, 但依旧希望最好的结果. 多年以后, 美国政府和各个方面的精英们意识到中国发生了一些政治变化, 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已经转变为一个新极权主义. 许多人依然把中共政权看作为威权主义. 依赖于单方面的良好愿望和幻想, 继续坚持接触政策, 客观上 使接触政策具有了某种 “绥靖” 效应.

笔者认为, 中美关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对峙与对抗, 持这一看法是基于以下几点: 如果中共统治只是威权主义性质, 则有可能形成竞争为主调, 一定范围的合作以及必要时对抗 的中美关係, 正如如美国政府所希望的. 这对极权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

尽管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都是专制独裁制度, 但两者有著明显的差异. 政治学家乔万尼. 萨托利区分不同类型的专制独裁制度. 对照萨托利理论, 分析不同类型专制制度的 核心特徵, 就很清楚地表明中共政权是极权而不是威权.(28)

布热津斯基的著作, 一位研究共产主义制度的杰出学者也指出相似的结论. 他写道: “极权主义的两个决定性维度是恐惧+ 意识形态. 正是二者的极度结合造就了 这一体制的其他特点.(29) 极权主义的极端性, 僵硬性以及控制的严密程度, 决定了极权主义不可能直接推进到自由民主制度, 必须先有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的松动.(30)

高压恐怖和意识形态这两根支柱支撑了希特勒, 斯大林乃至后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 东欧国家, 包括毛时期的中共极权统治. 习近平上台后, 他努力利用高科技从而获得超级强大的监控能力, 超过了希特勒和前苏联. 在布热津斯基概括的基础上,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定义中共在中国的统治为: 恐惧+ 意识形态+ 数字技术控制系统(利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 = 重新定义 为高度精緻的新极权. 运用萨托利, 布热津斯基, 汉娜. 阿伦特, 乔治. 奥维尔和其他研究独裁制度的学者理论, 应该很容易分辨出中共统治是什么.

说习近平政权为极权主义, 因为他同样实行“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 一个党” 和“大一统(汉族一统国家).” 习近平步毛泽东后尘, 大搞个人崇拜, 把自己等同于党, 修改宪法 , 用进一步加强压制胁迫和谎言欺骗, 以稳固终身独裁. 希特勒控制下的纳粹党是“国家社会主义” 基于种族主义; 习近平的极端民族主义也是与种族主义相关联. 长期以来, 中共持续不断强化 大汉族主义优越感, 对新疆, 西藏, 内蒙等少数民族实行变相的文化种族灭绝.

说中共是精緻的新纳粹主义, 是因为它利用大数据, 人脸识别技术(AI), 一天24 小时监视人们. 这种精准监控与警察、国安部门的恐怖镇压严密地结合起来, 中国大陆已经 很难发出反对的声音了. 自2013 年以来, 我的7 位朋友因发出反对声音而全部被被习当局捏造罪名拘留和被囚监.

总之, 随著对内镇压对外扩张, 中共政权已经恶劣地沦为新斯大林极权主义(31), 其性质与价值观理念与美国以及所有自由民主国家是根本对立的. 中共一直把美国看作敌人, 现在更加 如此. 因此, 中美之间难以形成国务卿安托尼. 布林肯所认为的“竞争, 合作, 某种情况下的对抗” 的多重关系, 最大的可能趋势就是走向对峙和对抗.

可以说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和中共习近平个人的负面因素, 将会使美国面对著一个不按常理, 不讲规则, 不讲诚信, 难有正常预期性的敌手. 这将更加增加美国以及世界 的高度风险. 与此同时, 中共长期而深度地渗透进入美国社会, 尤其是精英阶层, 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使华盛顿难以看清中共的真实战略意图, 目标和动机, 因而无法有效应对和消除中共的威胁. 总之, 中共政权没有底线, 中共是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中共不是铁板一块, 我从1986 年起在中共党校系统工作, 三十多年与中共中高层官员的接触经历, 我能说至少有60%–70% 的中共中高层官员是了解现代世界文明进步趋势 的. 他们懂得只有民主宪政政府才能使中国长治久安, 才能使自己获得人权保障与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 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是认识到美国的善意的. 美国应该继续支持中国的公民社会 , 中国公民社会现在已经转入地下; 同时, 扶植和支持党内自由民主力量重新回到政治改革路线, 以实现中国社会的良性和平转型.

最后, 虽然难以想像, 我建议美国要做应对中共可能突然瓦解的充分准备. 中共貌似强大, 但这个改良的新极权主义斯大林专制政权内部是相当脆弱的. 中共有饿龙一样的野心但内里是个 纸老虎. 在某些情况下, 有许多因素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局面突变, 甚至政权的坍塌. 这些因素包括: 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例如高水平的负债率; 其虚假浮夸的意识形态宣传与真实 现状之间, 其在市场与国家之间相互衝突的分配双轨制, 其不断扩大的社会贫富悬殊, 其持续不断的腐败问题, 其最高权力继任方面的激烈内斗等内在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冲突. 习近平的过分多疑和狭隘猜忌导致其在内部不断清洗异己, 这些带来中共内部中高层官员的极度不安全感, 以至于人人自危.

所有上述因素, 使任何可能的突发性事件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 而出现不可预料的情况, 甚至政权的坍塌. 回想那些——没人预料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突然垮塌——但它们发生 了. 由随机性事件触发的突然而瞬间的崩溃, 几乎不可避免地带来中国内部的失序混乱, 这将给中国外部的世界带来严重的后果. 因此, 美国要有清晰的认识和充分的应对 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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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裡, 我尝试提出了几点相互关联的论点. 首先, 中共政权是改进了的新极权主义而不是威权主义; 其次, 中共在国际关係方面, 特别是与美国的关係, 最优先 考虑的是巩固它对国内的控制和防止政权的倒台. 第三, 中美关係的性质实际上是无情对抗的敌手而不是竞争的对手. 第四, 中美双方体量都大, 都有相当 实力, 谁都不可能一口吞了谁, 两国之间的“热战” 对于全世界将是灾难性的. 正是基于这些评估, 我建议美国需要清楚地看透中共和中国是什么——战略性的 敌手——由此制定相对于中国的战略和政策. 一厢情愿的“接触政策” 必须被冷静周全的防御政策所取代, 以保护美国避免中国的侵犯——同时带给它进攻性的压力, 因为中共 比美国人想像的要虚弱的多.

参考文献
1 裡 查 德 M . 尼 克 松 , 《 越 战 后 的 亚 洲 》, 美 国 《 外 交 事 务 》 杂 志 , 1 9 6 7 年 1 0 月 , 第 1 2 1 页 .
2 关岭,《凡是和美国搞好关係的国家都富了》, 多维新闻. 2018 年07 月15 日, https://www .dwnews.com/中国/60070820/邓小平凡是和美国搞好关係的 国家都富了.

3 Orville Schell《接触政策的终结》, The Wire, 2020 年 07 月 02 日, https://www.thewirechina.com /2020/06/07/the-birth-life-and-death-of-engagement.
4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65页.
5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5页. 6《接触政策的终结》.
7 有一种内部说法:据说中共6.4开枪,一方面欧美髮达国家政府公开宣布制裁中国,但暗地里欧美大公司为了利益游说本国政府放鬆制裁, 通过一些非官方渠道接触. 这使邓小平等中共高层有 持无恐. 这个讲话, 我在《邓小平文选》第3 卷中没有查到. 但是我对当时传达的这个讲话大意印像极为深刻. 中共在编撰中共领导人的文选时, 不会全部公开印发所有 的讲话, 文稿, 有相当部分依旧处于保密状态.
8 邓小平,《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9–61页. 9 邓小平,《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325页. 1 0 邓小平, 《 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 《, 邓小平文选》 第3 卷, 第3 2 9 页 .
1 1 邓 小 平 , 《 坚 持 社 会 主 义 , 防 止 和 平 演 变 》 《, 邓 小 平 文 选 》 第 3 卷 , 第 3 4 5 页 .
12 邓小平《, 结束严峻的中美关係要由美国採取主动》《, 邓小平文选》第3 卷, 第333 页. 同时请见《人民领袖邓小平——邓小平思想年谱——1989 年》, http:/ /zg.people.com.cn/GB/33839/34943 /34980/2632685.html.
13 邓小平《, 中美关係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第 350–51 页.
14 邓小平《, 坚持对外部世界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的未来大有希望》《邓小平选集》第 3 卷(英文
版), 第 310–11 页.
15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八级电视片“居安思危——前苏共党垮台的教训”(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制作了 内部传播的TV电视片:反和平演变政治评论片.
16 说明:这位来自中央党校的教授董云虎,从此中断了他的学术生涯,成为中共的省部级官员. 后来曾任中央外宣办,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 西藏自治区宣传部长, 中共上海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 2018 年任职上海市政协主席.
17 江泽民于1994 年7 月12 日在驻外使节会议上作《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报告,报告中谈到对美关係16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 ,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请见:《江泽民与中美关係》, 作者: 倪世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 2009 年第6 期, 第56–64 页.
18 “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9 熊光楷《, 中文词彙 “韬光养晦”翻译的外交战略意义》《, 公共外交季刊》2010 年 2 期, 第 55–59页.
20《接触政策的终结》.
21 Jane Perlez, “与军方关係紧密的中国新领导人可能考验美国,” 纽约时报, 2012 年12 月4 日, https://www.nytimes.com/2012/11/04/world/asia/ chinas-xi-jinping-would-be-force-for-us-to -contend-with.htm.
22《2021 年国防支出增长 6.8%, 专家: 中国军费并非单纯投入, 而会产生和平红利》3/5/2021, 环 球网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03/1217416.shtml.

23 Nan Tian and Fei Su, 中国军费开支增长的新评估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2021),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1/2101_sipri_report_a_new_estimate_of_chinas _military_expenditure.pdf.
24 重要的是记住人民解放军是“党军,”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向党而不是民族,国家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负责.
25 自由亚洲电台, 2020 年 12 月 3 日.
26 萨缪尔森.亨廷顿《文明的衝突与世界秩序》(纽约.西蒙与舒斯特,1997).
27 哈佛学者格雷厄姆. 艾利森, 注定要开战? 美国和中国能逃脱 “修昔底德”陷阱? (波士顿: 亨 廷顿, 密费林, 哈尔科特, 2017).
28 高琪琦 景跃进 (主编)《比较政治中的概念问题》(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第 85 页.
29《比较政治中的概念问题》, 第 90 页.
30 注:例西班牙和平推进的民主政治转型并得到巩固,其基础建立在佛朗哥将军统治的最后十年. 那时西班牙已是事实上的威权主义政权. 而前苏联儘管政治剧变过程中没有 大规模的流血衝突, 但并没有顺利走向民主政治体制而是事实上停留在叶利钦—普金的强人型威权统治阶段. 这表明, 极权体制不可能直接推进到民主政治体制, 但威权统治可以推进 到民主政治体制.
3 1 裴 敏 欣 《, 从 天 安 门 到 新 极 权 主 义 》《 民 主 杂 志 》, 3 1 卷 , 第 1 期 ( 2 0 2 0 年 1 月 ) , 第 1 4 8 – 5 7 页 .

(此文章由蔡霞教授发表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本文不代表本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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