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华人世界只有为数不多的名字能够在文学、影视、媒体、政商等多个领域拥有不分地域、贯穿时代的影响力，金庸算是其中一个。

他是华语世界独步天下的文化现象，他一个人就几乎代表了一个文学类别，从香港报刊读者到中国大陆电视观众，从平民百姓到国家领导人，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商人到新世纪的欧美学者，任何一个会说中文的人都有可能受过他的影响。

2018年10月30日晚间，本名查良镛的武侠小说宗师、政论家、企业家、资深传媒人，在香港养和医院病逝，终年94岁。

他更为人所熟悉的名字是金庸。从1955年的《书剑恩仇录》开始，一直到1972年封笔前的最后一部小说作品《鹿鼎记》，他以这个笔名创作的15部小说将超现实的魔幻武术、现实的政治历史寓言、人间的爱恨情仇结合起来，从报纸风靡一时的连载逐渐变成载入博物馆的当代文学珍宝。

他的武侠小说最初于上世纪50年代在香港《新晚报》和《香港商报》连载，之后又刊载于他自己创办的《明报》，60年代还出现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以及他创办于1967年的《新明日报》。之后多年，他的作品通过书籍、广播连载、电视剧、电影乃至电子游戏等介质在亚洲各地广为传播，并被翻译成日文、英文、越南文等多国语言版本。

据估计，金庸的小说在全球共卖出近三亿本——而这还是正版书籍的销量。

一句出处不详的话时常被引用：“凡有华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出身望族，醉心文字

1924年3月10日，查良镛出生于浙江海宁。据载，查家是书香世家，在康熙年间曾创造过“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至近代，海宁查氏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北方的后代当中出了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奉为“现代诗歌第一人”的诗人穆旦（原名查良铮），而海宁另一望族后代徐志摩，据称是查良镛的表哥。

查家家学渊博，藏书丰富，查良镛在忆及童年时曾说：“我幼时虽看不懂，但找书却方便。”据说他所读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八岁时读的《荒江女侠》，之后就成为武侠小说迷。

他在15岁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是指导学生考试的工具书《给投考初中者》。40年代，他先是因为发文讽刺学校领导而被中学开除，后来又因为指责校方而被大学开除。之后在兼职大学教授的堂兄帮助下，他插班入读东吴大学国际法专业，于1948年毕业。

也是在完成学业的这段时间，查良镛开始当记者，曾在上海《大公报》担任国际新闻编辑。1948年3月，24岁的他被派往香港，在复刊的《大公报》香港版先后担任记者、翻译和编辑。

1952年，曾经短暂希望去做外交官的查良镛转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并开始大量撰写副刊文章，也对电影、戏剧、歌词等文学载体广为涉猎。两年后，两名拳师在澳门的比武吸引香港数万人过海观战，《新晚报》借此风潮请编辑创作武侠小说连载——这时候被约请创作这一体裁的两名副刊编辑，便是笔名“梁羽生”的陈文统和笔名“金庸”的查良镛。

武侠连载

作为一种文学题材，一般认为中国的武侠小说是起源于唐代，但是武侠文化的文学源头，却可以追溯到汉代司马迁《史记》当中的章节《游侠列传》。

1954年的那场比武热潮之下，《新晚报》的连载令这种古典的中国文学类别重新焕发生命。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和一年后金庸发表的《书剑恩仇录》令《新晚报》销量大热。

之后，查良镛又先后在《商报》连载《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金庸”这个名字逐渐成为现代武侠小说的一个座标。

凭借着在武侠小说领域建立的声望与影响力，查良镛在1959年创办《明报》，他希望用趣味话题配上自己的武侠小说，建立一份别树一帜的小报。

《明报》见证了金庸武侠的一段全盛时期。《神雕侠侣》扭转报纸初期的亏损状态，之后《明报》又连载了1961年的《倚天屠龙记》、《鸳鸯刀》、《白马啸西风》，1963年的《天龙八部》等作品。一直到1972年完成《鹿鼎记》之后，金庸宣布封笔。香港一家媒体称，金庸“在退出侠坛时仍称霸武林”。

在迈入经济繁荣时代的香港，金庸与小说家倪匡、文化人蔡澜及词曲作家黄霑并称香港“四大才子”。

金庸的武侠小说成为一个文化标记，他笔下的武侠故事承载着他对自己已经离开的祖国大陆深邃的历史、文化和哲学的依恋，也渗透了他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历着阵痛的忧心。也正在此时，他经历了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以其笔锋尽情施展他对华语世界的洞察。在他最多产的《明报》时期，他被认为几乎是一手写武侠，一手写时评。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1960年代也正是中国政治激烈动荡的时代，在此阶段香港同样左派思潮盛行。对于“大跃进”和毛泽东领导下的文革这两段历史，《大公报》、《文汇报》对许多敏感事件都未予报道，而查良镛的《明报》却表现出以批判态度报道内地“难民潮”和文革的编辑取向。这种取向甚至体现在了他的武侠作品当中——金庸自己曾承认，《笑傲江湖》是一部讽刺文化大革命的武侠小说。

也是在这段时期，《明报》从一份以文学、趣闻和马经为主的小报升格为一份被知识分子接受的报刊，建立了“言论独立”的形象。文革时期开辟的“北望神州”版块，也为当时对中国大陆了解不深的香港人打开了信息窗口。

香港的左派分子一度将查良镛列入“暗杀名单”。1967年香港左派暴动时期，查良镛也短暂迁移至新加坡。

金庸的武侠小说上世纪80年以前在中国大陆被列为禁书。而毛泽东去世后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不一定是中国内地最早读过金庸小说的人，却可能是对内地金庸书迷而言影响最大的读者。有传闻指，邓小平在文革被流放的岁月结束后，曾请人帮他从境外购买一套金庸作品。

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港澳及海外的一些知名人士获邀访问中国大陆，曾经撰文赞扬邓小平的金庸，也在1981年作为《明报》社长受到邀请。

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得了邓小平的接见，并且据称是邓小平走上最高领导岗位之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在会面时，邓小平对查良镛说：“欢迎查先生回来走走！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也是在这一年，英女皇授予查良镛OBE勋衔。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戴卓尔夫人）首度访华时也单独会见了金庸。

这一时期的金镛已经成为香港政坛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他曾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改制小组召集人，并曾三次北上，会见过邓小平、胡耀邦和江泽民等中国最高层领导人。

1984年，中国对金庸作品解禁，令亿万中国大陆读者得以赶上其他华语地区，光明正大地成为金庸武侠书迷。曾经被舆论批评为鼓吹年轻人早恋、斗殴的金庸武侠作品，进入中国大陆主流文坛，并在21世纪初被部分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金庸的武侠作品在陆港两地均受到广泛赞誉，而在特定的时代，他的“政治现实主义”也令他在台湾、大陆、香港和港英等多方政治势力的博奕当中最大限度的获得认可。

世间情

查良镛一生经历过三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杜冶芬是演员杜冶秋的姐姐，与他在1948年于上海结婚，之后和他一起移居香港，后在1950年代离婚。

第二任妻子是记者朱玫。他们1956年在香港结婚，之后育有二子二女。70年代，二人婚姻出现问题，查良镛的长子查传侠在1976年自杀，年仅19岁。查良镛后来曾回忆说：“我记得接到大儿子在美国过世的消息后，好灰心，好难过；但那天还要继续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还是要写。”

据《大公报》报道，在第二次婚姻临近尾声时，查良镛结识了当时年仅16岁的侍应林乐怡，后来二人在70年代完婚，直至终老。

他的《神雕侠侣》中，人物李莫愁时常引用中国古代文学家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中的一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而金庸在创作中也寄托了很多自己的情感。

金庸在世纪初的一次访问中曾说：“我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

“我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哭出声来，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朱时哭得更伤心；我写佛山镇上穷人钟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拍案而起，把手掌也打痛了。”

谈到自己作品的最大价值时，他说：“我的小说价值在于强调是非观念，做人强调要有侠义精神，看到不公平的事情要站出来，同情弱者，见义勇为，不该做的事情不做。”

金庸的情与真，为他赢得了亿万读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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