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裔要向“美白”说不

        我开始玩《瘟疫公司》(Plague Inc)的时候,新冠疫情在中国初现端倪,在我生活的美国,那会儿还是一片风平浪静。
        在这款游戏里,你要用你设计的病原体将世人通通消灭。有意思的是,随着病毒的传播,这款游戏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受欢迎,先是在中国的游戏排行榜高居榜首(后因未指明的“非法内容”在中国下架),然后在意大利和美国也是如此。在游戏界面的左上角,滚动新闻不停播报着玩家创造的这种病毒在世界各地的肆虐情况,从新的疫情中心在何处,到病毒成为了全球性灾难——与现实如出一辙。
        在我看来,这款游戏之所以有意思,就在于人类渴望控制一种自己并不了解的情况。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报道中援引一位微博用户的话,可谓深得我意:“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直面恐惧。”但另一个以瘟疫为主题的知名游戏《瘟疫危机》(Pandemic),就没有这样人气飙升的情况出现。在那款游戏中,玩家扮演一组科学家,奋力将人类从一种致命的疾病中拯救出来。如果可以选择,绝大多数玩家似乎都会选择扮演死神,而非救命者。病毒之所以让人感到恐惧,正因为我们对它缺乏了解,但《瘟疫公司》把病毒置于游戏玩家的控制之下,这让人感到心中有数。而人类,大家都知道,是很容易犯错的。
        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应对不力,以及由此引发的种族仇恨、社会敌意的大流行,已经痛苦地表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在美国。
        我从2月初开始玩《瘟疫公司》,当时美国仅通报了12例病例,对于这种病毒将把美国搅得天翻地覆,大家毫无知觉。谁又会想到,这个流行病的走势会跟《瘟疫公司》里的滚动新闻带来的坏消息一样,世界各国纷纷关闭边境、挖乱葬岗呢?但在当时,另一种症状已经在我们的城里城外蔓延。
(3月,亚裔美国人委员会成员谴责因为新冠疫情而针对亚裔美国人社区的种族主义。 JOHN TLUMACKI/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一天早上,我在经常坐车的公交站打了个喷嚏。站在一旁的白人女子看起来很紧张的样子,故意躲到公交站的玻璃挡板后面,离我远远的。我当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多了。但之后没多久,就有报道称,出于对病毒的恐惧以及由此造成的排外情绪,旧金山和奥克兰唐人街的餐厅收入下降了五成。之后,我的一位亚洲朋友坐在自己的车里,有人朝他身上吐口水;另一个朋友的房子遭到破坏。在此后的数月里,美国各地的亚裔(其中许多并非华裔)遭到辱骂以及死亡威胁,有的还受到身体伤害。
        当特朗普总统及政府中的其他人开始将疫情归咎于“中国”病毒时,情况似乎愈发不可收拾。在一些州宣布必须戴口罩之前,亚裔美国人的普遍看法是,在公共场所还是尽量别戴口罩,不然,很容易被人骂或者遭到人身攻击。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再次持续蔓延,这何尝不也是一种瘟疫。
        当然,亚裔并非唯一的受害者。这次疫情当中,由于收入、就业和健康差距以及美国医保体系长期存在的不平等,非裔和拉丁裔群体无论是在感染、死亡还是经济损失方面,遭受的打击尤为严重。在反亚裔袭击出现后,针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暴力和警察的暴力执法,在疫情期间震动了美国,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在全美引发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对种族不公的抗议浪潮。
        我们的斗争很难与非裔美国人相比。但我认为,在疫情期间突然大量出现针对亚裔的歧视,正在促使亚裔美国人的种族话语发生方向性的转变,数十年来,我们一直被视为与白种美国人关系密切的“模范少数族裔”,而且我们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接受了这种“美白”。但现在,我们变得更加勇于捍卫自己,以及捍卫其他少数族裔。
        比如,在2016年,亚裔美国人因为涉嫌枪杀一名无辜黑人的纽约警察梁彼得(Peter Liang)遭轻判而举行抗议;2020年,韩国流行音乐的粉丝(其中很多都是亚裔)奋起助阵“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用韩国流行音乐视频塞爆警方的举报管道、冲击“#白人的命也是命”主题标签。许多亚洲的演艺界明星和亚裔倡导团体,也都加入进来,表达他们对“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支持。
        “纵观历史,一直有人企图离间亚裔和非裔群体,这种策略怂恿我们相互攻击,而不是推翻我们面临的共同压迫:白人至上的制度,”明尼苏达州的亚裔美国人联盟(Coalition of Asian American Leaders)在一份声明中说道。“这些努力分散了我们对建立跨种族团结,以便根除种族压迫的真正解决方案的注意力。”
        起初,美国之所以大量出现针对亚裔的攻击,主要是因为对最早于武汉暴发的疫情不了解,加之美国官员把“功夫流感”(kung-flu)这样的说法挂在嘴边,以及媒体爱把戴口罩的亚洲人描绘成病毒的代言人,都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但随着中美甩锅愈演愈烈,反亚裔情绪的基本逻辑变得愈加险恶与复杂,从早期的亚裔被人排斥遭人憎恶(因为他们似乎比其他族裔更有可能携带新冠病毒),到眼下指责中国要对这个流行病的肆虐和由此造成的经济崩溃、日常生活的暂停承担责任。我几乎每天都经历的种族主义微冒犯(racist microaggression)已经从怒目而视、唯恐躲避不及,变成了毫不掩饰的侮辱,比如有人当着我的面说,如果中国人不生吃蝙蝠,就不会有后来这些事情。
        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虽然人们总觉得保守的美国右翼要对此负责,但种族主义的激增也是美中关系恶化,以及中国形象日益不佳的反映。因为中国发生的那些事情的溢出效应,尤其是中国政府的一些言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们受到牵连是活该——尽管许多华裔美国人对共产党并没有什么好感。
        鲁迅在小说《药》中,描绘了一户绝望的人家给儿子吃人血馒头治痨病,血来自一名遭处决的革命者。鲁迅在日本学医的时候,一次在课堂上看到一张幻灯片,描绘的是一个中国间谍遭日本兵砍头的场面,一群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现场围观。看到同胞们的“精神贫困”,他决定弃医从文。
        在美国,我们也吃上了蘸着同胞鲜血的人血馒头。“精神贫困”很早就来到美国,恐怕这种脑子里的流行病会持续更长时间。
        从某些方面看,2019年是亚裔美国人群体取得历史性胜利的一年。在这一年,韩国电影《寄生虫》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这是第一次一部非英语片拿下这个奖;总统参选人杨安泽超出预期,发起了一场极具魅力的竞选活动,这是亚裔美国人参政的里程碑事件。长期以来,大家对亚裔美国人有着努力工作、听话的刻板印象,被视为模范少数族裔,而这些成就让人觉得,现在终于打破了竹天花板,一改亚裔在政治、高层管理和媒体领域的沉默。这是多年来与种族不平等作斗争的结果——从1882年的《排华法案》到好莱坞电影中“漂白”亚裔角色的悠久历史。
        令人担忧的是,这一轮新的种族主义浪潮可能使我们倒退到“黄祸”时代,即亚洲移民是对西方人的职业安全和文明的威胁。历史已经一再地告诉我们。如果回头看一下穆斯林群体在911袭击后遭受的种族义冲击,你会发现,美国恐穆言论,过了一二十年都未见收敛。
(2015年,最高法院外一场集会上的亚裔美国人示威者,当时一桩关于大学录取的案子正在审理中。 KEVIN LAMARQUE/REUTERS)
        这两种大流行病(身体上的以及种族、精神上的)的感染数量每天都在增加,而解药又在哪里?
        在《瘟疫公司》的后半部分,游戏从试图消灭人类转变为对抗国际上治愈疾病的努力。这是通过戳破地图上出现的蓝色小气泡来实现的,它们代表的是研究实验室。在我看来,游戏的这个部分感觉最不真实:在对抗新冠病毒大流行中,最大障碍不是病毒本身,而是我们人类自己,一些国家领导人(包括在中国和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形象,在疫情早起淡化大流行的严重程度;现在(特别是在美国),尽管感染和死亡人数仍在激增,人们本应该自我隔离,却跑去海滩,就连文身店这样一些非必要的店铺也已经恢复营业。
        世界各国或许可以通过采取隔离措施并最终研发出疫苗来遏制新冠病毒。但精神瘟疫,更难找到解药。
        我的中国父母让我相信,勤奋是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但在美国的大多数州发布居家令之后,大部分美国人失业或在家工作。我发现许多千禧一代,尤其是大学生和有幸保住了工作的年轻专业人士,居家期间都遭遇了效率危机。在新冠肆虐的时候,我们本应该在家继续工作或者参加在线课程,但不知何故,我们却把时间花在一些让人看了火大的段子上,比如莎士比亚在一次黑死病隔离期间创作了《李尔王》。人家写出了世界名著,再看看我们自己,却在混时间,在家玩《瘟疫公司》,每天散步时玩寻找泰迪熊的游戏。一些亚裔担心成为种族攻击的目标,不敢去超市,甚至不敢倒垃圾,结果令这种混日子的状态变得更为严重。
        我大把的时间都花在了刷Twitter上,它变成了一种充满罪恶的快感,上面有许多内容都提醒着我,在眼下这样的困难时期,不要给自己压力,呆在家里就是为压平曲线出力,就是英雄。什么都不用做,我就是解药。这些推文大部分来自跟我同龄的千禧一代,他们敦促我们这一代人放弃对忙碌文化的幻觉,在这种文化里,晚期资本主义使我们相信,一定要更加努力的工作,尽管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在家工作的劳动成果换来的是疫情过后的裁员。鉴于我的华人教育背景,读这些东西让我感到叛逆和羞耻。
        政治人物杨安泽甚至提出,治愈这种精神上的种族大流行病的方子,就在我们亚裔美国人的手里——如果我们更加努力地“挺身而出,帮助我们的邻居……尽我们所能加速危机的终结”,我们可以证明自己的美国性。自然,他的此番言论在亚裔社区一石激起千层浪,尤其是我这一代人。当亚裔在街头被刺伤,遭到侮辱和殴打时,我们最不需要听到的,就是制止这种种族主义的责任在我们这里。
(杨安泽的总统竞选活动激发了亚裔美国人的选民。 “突然之间,全国各地都有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当作了目标,”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令人非常沮丧。” JOSHUA ROBERTS/REUTERS)
        不过,对于杨安泽提出这样的建议,我并不意外。在我父母那一代,许多人是在八十年代以学生或者劳工身份来美国的,他们发现,通过努力工作,可以在这个社会里扎下根来。但正如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的,通过勤劳获得的这种安全,只会持续到下一次美国社会的一些人决定平白无故地针对我们之前。捐赠更多口罩和穿美国国旗“红白蓝”衣服——正如杨安泽所建议的那样,并不能证明我们够美国,从而阻止这种循环的再次发生。
        前不久,我告诉一个朋友,隔离期间我写了很多东西,而不是整理数据——那是我作为科学家的日常工作。“这样啊,”我的朋友说。然后,他把莎士比亚在隔离期间写出杰作的段子又说了一遍。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没有做任何“真正的”工作,而是一直在思索,为什么这个段子让我特别反感。最后,我想明白了。
        很简单。莎士比亚在写作之前,可没有接到朋友的电话,说自己刚在街头被人吐口水。他在写作的时候,不必担心角色因为人种设置而导致作品不好卖——随着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越来越多,这是可以预见的事情。
        治愈这种精神疾病的第一步,是停止向自己兜售努力工作促发平等的幻觉。
        相反,如果我们想解决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问题,那么所有美国人都需要在这种偏见恶化之前,看清楚它的严重性。美国政府需要运用法律武器加强对仇恨犯罪的打击,扩大宣传,而且要停止使用诸如“中国病毒”这一类的字眼,加深大家的认识,即针对亚洲人的仇恨犯罪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些变化,不应该由亚裔美国人冲在前面来推进。
        然而,亚裔美国人可以放弃“美白”的愿望,转而与美国的非裔和拉丁裔群体团结一致,有时我们也参与了对他们的压迫。我们必须表明,我们是他们的盟友。
(本文来自NYTimes,作者:林嘉燕(Jessica May Lin),自由撰稿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学研究员。本文不代表本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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