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1921年8月14日出生，美国学者，1945年—1980年之间在中国居住了35年，是首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之一。曾在延安工作，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共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两次入狱。1977年出狱后于1980年回到美国。1993年出版了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一书。2013年11月曾接受西雅图中文电台专访，2017年受邀参加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西雅图高峰会”，并担任主讲嘉宾，但在临行前因身体不适，未能出席晚宴。李敦白先生于2019年8月24日周六在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去世，享年98岁。
专访中国历史的传奇人物李敦白先生 (11月7日，主持：小元、Mark Wen，嘉宾：李敦白）
(左起：王玉琳、小元、李敦白、温志刚)
（文革期间，毛泽东在李敦白手持的《毛泽东语录》上签名）
【以下为《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题报道，作者：ROBERT D. McFADDEN，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中国生活了35年，成为共产主义革命顾问和政治犯，后又向前来新兴中国市场牟利的西方资本家提供咨询，从而积累大量财富的美国军人、语言家西德尼·里滕贝格(Sidney Rittenber)，于周六在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去世，享年98岁。
他的家人发布声明证实了他的死讯。
经过卡夫卡式的怪诞曲折，里滕贝格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家，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忠实助手，作为毛泽东政府里的神秘外国人，他以李敦白这个中文名在中国广为人知。但他引发了毛的多疑，还得罪了毛的妻子，结果以间谍活动和反革命阴谋含冤入狱16年。
获释后他回到美国，利用自己在中国积累起的渊博知识和丰富人脉，建立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帝国，为包括微软(Microsoft)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电脑巨头迈克尔·S·戴尔(Michael S. Dell)等企业领袖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他们从中国巨大的、不断成长的经济中获利。在中国，他仍然受到欢迎，他带领企业家组团旅行，把他们介绍给这个国家的权势人物。
“他的故事引人入胜，或许最好理解成现代中国的缩影，”作者加里·里夫林(Gary Rivlin)于2004年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他从身陷囹圄的侨民摇身一变，成为收费不菲的国际中间人，反映出这个国家的转变——从一个封闭的共产主义国家转变成一个肆意赚钱的社会，拥有一批新的企业家，他们的梦想与硅谷之类的地方并无二致。”
李敦白是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一个显赫家族的叛逆子孙，曾经加入美国共产党后又退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结束，他就以一名陆军二等兵的身份来到中国。
他精通中文，坚信马列主义理想，在意识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腐败透顶后，决心参与到重大的历史变革中去。
从1945年到1980年，他在中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与中共高层领导人过从甚密。他曾经徒步45天，在山区根据地延安找到了他们。他与毛泽东打牌、论道，跟周恩来谈美国和哲学，与毛的妻子江青跳舞，还认识了毛的核心圈子，包括排名第三的领导人刘少奇。这些人一起看劳莱与哈代(Laurel and Hardy)的电影。
李敦白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将党宣部门的新闻稿译成英文，并担任国际领导人公报与往来的中文翻译。他与毛和红军一同踏上征程，见证了内战、中共在1949年的获胜，以及毛的北京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尽管地位越来越高，李敦白还是两次因不实的罪名入狱。共产党在中国掌权后，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一份公报中指责李敦白是美国派来破坏革命的秘密特工。他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单独监禁了六年。
1955年，他得以洗清间谍罪名，并被释放，恢复了党内特权阶层的地位。他被任命为广播事业局的高级官员，后来成为经常谴责美国的“北京广播电台”的一名主任。他还为受控制的新华社撰稿，并与外国记者和政要保持联络。有时，他会亲自参与政治宣传，用一口带着点南卡罗来纳拖音的英语播音。
（1979年，李敦白和妻子王玉琳在曼哈顿。 Edward Hausner/The New York Times）
他的收入很高，与第三任妻子王玉琳以及三个女儿和儿子住在北京的一处以西方的标准也堪称豪华的套房里，里面摆满了价值连城的明代古董。（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美国人，在他前往中国时与他离婚；第二任妻子是中国国家广播电台的播音魏林，在他被控从事间谍活动后，为向共产党表忠心而与他离婚。）
他在世的亲属包括妻子，以及子女晓勤(Jenny)、晓东(Toni)、晓翔(Sunny)和晓明(Sidney Jr.)和四个孙辈。
在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期间，李敦白成了热心的宣传家。大跃进是1958年至1961年的一场运动，旨在将中国从农业经济转变为集体化、工业化的社会。这场禁止私人务农、用灌输和强迫劳动来执行法令的运动是一场灾难，导致了大范围的饥荒和数千万人的死亡。
他更直接地参与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早期阶段。长达十年的“文革”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怀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官员和其他人士的清洗。从1966年开始，成千上万的年轻红卫兵以监禁、酷刑、公开羞辱和没收财产的方式，对数百万人进行迫害，试图建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李敦白与红卫兵一道谴责所谓的“当权派”官僚，向群众高声宣讲。他的演讲和记者招待会被发表在红卫兵的报纸上。当时一张广为人知的照片显示，毛泽东在给李敦白的毛泽东语录签名。另一张照片里的李敦白站在讲台上，举着这本书，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劝诫群众，捍卫毛泽东思想。
照片拍摄后不久，李敦白自己遭到毛泽东妻子江青的告发，表面上的理由是参加秘密会议、密谋推翻政府。1968年，他再度在没有听证的情况下被监禁，这次是在一间7步长、3步半宽的黑暗牢房里被单独监禁十年。他的妻子要接受劳改，子女被送去和亲戚生活。
在李敦白第二次入狱期间，文化大革命让这个国家陷入混乱，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不佳，由他的妻子和其他三名头目组成的所谓的“四人帮”掌握了更大的权力。李敦白说，此时的中共已经成为昔日中共的“影子”。
“精神不在了，党只是一台对政府和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器，”2012年李敦白对《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称。“官员腐败和逐利在文化大革命前很少见，现在变得普遍化、体制化。”
毛泽东去世、江青被捕后，李敦白于1977年获释，走出监狱的他对共产主义不再抱有希望。他于1979年回美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问，他将此行描述为“度假”，为的是看亲戚、讲课，还有，暗中同卡特政府讨论将他的回国事宜。他回了中国，地位没有降低，还得到一份重要的学术职位。
但他很快再次离开中国，前往美国进行他所说的为期五个月的访问。他的妻子和他同行，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子女后与他们团聚，并获得了美国姓名与国籍。他保留了自己的美国国籍，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他的回归被广为报道。他上了电视和广播访谈节目，做了演讲，报纸和杂志还对他进行了专题报道。
美国官员对他的欢迎引发了人们的怀疑，认为他从头到尾都是CIA的特工，但他对这种看法嗤之以鼻，并且从来没有人拿出过证据。但他在中国仍受到欢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妻子以带美国人来中国游历为生。
此后有了一次突破，电脑天地公司(ComputerLand)的董事长聘请李敦白帮他与前来访问的中国商界领袖高级代表团搭建关系，并为美国产品和服务的中国市场营销提供咨询。他认识很多中国商界领袖和政府领导人，也充分了解官僚系统，能够告诉客户什么地方有陷阱和捷径。
（二战期间，李敦白在斯坦福学习汉语。 Personal Collection of Sidney Rittenberg）
他创办了里滕贝格联合公司(Rittenberg & Associates)，这是一家为在华做生意的美国企业设立的咨询公司。他接受了华盛顿州塔科马港市太平洋路德大学(Pacific Lutheran University)的汉学教职，并为商业周刊《战略新闻服务》(Strategic News Service)撰写中国市场相关文章。读者包括盖茨和戴尔。
多年来，他的服务项目吸引了数百家风投和美国公司，包括微软、英特尔(Intel)、保诚保险(Prudential Insurance)、宝丽来(Polaroid)和李维斯(Levi Strauss)。他每年到中国出差六次，在北京有一套公寓。
“他可能一直是个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者，但也是个十足的资本家，”前英特尔高管戴维·施里格利(David Shrigley)2004年对时报称。他表示，上世纪90年代，李敦白帮英特尔在中国开办了一家半导体厂。“他对真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一种非常微妙的理解，事实证明这对我们极其宝贵。”
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想做生意，官员们亦赞扬美国人聘请他们称为共和国之友的人担任顾问。这还让李氏夫妇获得了意外之财，他们在华盛顿州福克斯岛购置了一栋俯瞰普吉特海湾的房子，在华盛顿州贝尔维尤买了一套共管公寓，并在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买了一栋房子。他们的朋友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和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牧师。
在2013年《金融时报》一次充满反思的访谈中，李敦白对他支持毛泽东一事表示后悔，称他“集大英雄和大罪犯于一身”，并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角色感到沮丧。
“我参与了让无辜好人受害的行动，”他说。“那是制度化的欺凌和栽赃陷害，我当时看不明白，因为这个政权的一切都对我有利，我感到自己身处一场争取人类进步、自由和幸福的运动之中。我感受不到他人的遭遇。这是一种腐败，这一切正是被这种腐败毁掉的。”
李敦白1921年8月14日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他的父亲西德尼是查尔斯顿市议会主席，祖父是著名南卡罗来纳州议员。她的母亲出身俄罗斯移民家庭。1937年从查尔斯顿波特军事学院(Porter Military Academy)毕业后，他拒绝了普林斯顿大学奖学金，转而就读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他在那里主修哲学，于1941年毕业。
1940年，受美国共产党的言论自由、种族平等纲领和劳工运动根源吸引，他加入了该党。在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的情况下，他同意了党的要求，于1942年退党，同时被陆军征召入伍。
军队发现他的语言才能后——他此前在预科学校学过法语和拉丁语，而在教堂山德语成绩优异——把他送到了其在斯坦福大学的语言学校。到1945年，他的中文已很流利，是年他到达中国昆明，担任军法主官的译员。
1946年退役后，他加入了上海的一个联合国救助机构，在那里结识了一些共产主义者，他们呼吁他加入这场运动。随后他便跋涉到了延安，开始了他和毛泽东的长期往来。
他的生平可见于厄夫·德拉斯宁(Irv Drasnin)、唐·塞勒斯(Don Sellers)和露西·奥斯特兰德(Lucy Ostrander)的纪录片《革命者》(The Revolutionary)，以及他和前《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驻华记者阿曼达·贝内特(Amanda Bennett)共同撰写的回忆录《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我帮助那些为新中国效力的人是对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但我把党当作真理的化身，对党给予不加批判、毫不怀疑的忠诚却是大错特错。”
（2017年中美企业家论坛西雅图高峰会的节目单上对李敦白的介绍）
（李敦白（右二）参加西雅图高峰会，并与华盛顿州州长杰.英斯利（左一）合影，右一为温志刚，左二为李敦白夫人王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