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疫情肆虐之际，习近平2月14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会议上讲话时特别提到了加速推动生物安全立法，并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安体系，引起各界关注。新冠病毒恐来自实验室？习纪平为何在此时急推生物安全法？香港风云请到台湾前疾病管理局局长、南台科技大学生技系讲座教授苏益仁分析。

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教授肖波涛，在全球学术社交网站“Research Gate”以英文发表题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来源”报告，指证“武汉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不仅长期有600多只野生蝙蝠，且2017年及2019发生蝙蝠血液或尿液泄漏事故，甚至有研究者在取样过程中曾遭蝙蝠攻击、有研究员因沾到蝙蝠排尿而自我隔离14日。报告指出，除距海鲜市场12公里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还有距市场仅280多米的武汉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由于该中心距疫情源头“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仅280米，质疑武汉肺炎恐为中国疾控中心的病毒外泄，是坊间估计透过自然重组、或中间宿主传播以外的另一可能。​

P4实验室需谨慎管理 蝙蝠实验值得留意

台湾前疾病管理局局长、南台科技大学生技系讲座教授苏益仁告诉美国之音：P4实验室是过去在制造疫苗或者动物的传染模式，或者甚至是生物恐怖战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设施。所以各国在这个地方都非常慎重地做管理或者立法。华南理工学院的教授发表的资料看来，我也是觉得很诧异，就是他们做了大量的蝙蝠实验，疾控中心、病毒研究所、或者武汉的P4实验室，好几个地方都在做很高级的实验，其中如果有用到P4实验室，这个地方是我们一直在关心的点。尤其是有研究人员被蝙蝠血液流血或者尿液喷到，这个部分其实都是P4实验室在做一些新型病毒的时候最关心的点，是在P4实验室的人力保护或者软体配套设施里面最重要的。

武汉实验室安全设立不符合规定

至於肖文摘要总结指，新冠状病毒的进化除自然重组和中间宿主外，还可能来自武汉的实验室，高风险生物实验室的安全等级可能需要加强，应采取法规将实验室设置在远离市中心和其他人口稠密的地方。熟悉实验室管理规定的苏益仁說： P4实验室要设立是要非常高规格，而且是要国家等级的管理。不单是硬体的设备，距离住家环境一般来讲都有一定的规范，到底多少公里以外的地区，不能接近民众。所以在华南海鲜市场跟武汉病毒实验室距离280公尺，这个我听到就有点诧异，不应该在这个距离，只有这么短的地方设一个P4实验室。我不晓得当初的设立的缘由背景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是不符合规定的。

美国专家呼吁应关闭所有的P4病毒实验室

据自由亚洲报道，习近平为什么突然宣布推动生物安全立法？这次深改委的会议的主题是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报道引述新华社消息说，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

不过，这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还并不是这几句话。“习近平强调，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以上是中国央视新闻联播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 这是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首次在公开讲话中提到”生物安全”。

据自由亚洲说，中国之前没有《生物安全法》， 研究人员指“这是一件蛮恐怖的事”。

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舆论界一直在争议病毒来源问题。包括美国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在内的一些政治人物或科学家，曾质疑或暗示此病毒与中国武汉P4病毒实验室有关系。

该报道说，曾负责起草美国《生物武器反恐怖主义法（1989）》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法学教授弗朗西斯·博伊尔（Francis Boyle）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习近平的谈话代表他意识到生物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可能危及他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欠缺相关法规感到极度忧心。据弗朗西斯·博伊尔说，“ (中国的实验室)完全没有制度性规范，尽管中国投入很多心力发展国防生物武器。据我的了解，他们在BSL4病毒实验室研发、储藏这样的生物武器是极度危险的。历史上，这些实验室都有泄漏(病毒)纪录。”

一位熟知P3实验室运作模式的美国病毒学博士匿名向本台表示，“我很讶异的是， 所以你们是还没有做好(法规未完善)的意思吗? 我很讶异中国大陆还没有这样的法规。它们已经盖了好几个P3、 P4实验室。这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该报道说，上述人士介绍，以台湾生物安全法规为例，除了按国际标准明确规范病毒级数、致病程度，还细到如何管制废弃物、如何穿脱隔离衣等各种动作都有一定的作业程序。台湾自2003年SARS疫情后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领军，參考世卫组织、美国疾控中心及国立卫生研究院、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等相关实验室生物安全规范及指引，逐步完善生物安全法规。

据专家指出，“为什么要有法律? 因为一个病毒要被带出去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比如你今天处理检体的时候，戳破了手套、没有处理程序，你要不要通报主管?还是就回家到处走?或是有些时候，我们养病毒，分装到一百个试管， 我每拿一管起来做实验，都要在电脑里面做记录录。”

该报道称，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欧尼尔国际卫生法中心研究人员、博思法律事务所资深律师刘汗曦则告诉自由亚洲，实验室生物安全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公卫安全的重要指标。据他说，因为这次武汉疫情很有可能性是来自于生物实验室的管控不当，而这个问题其实应该存在于中国全国各地，包括医院与大专院校等各种实验室中。“这个法规不立好，下一次爆发类似危机的风险还是很高。”刘汗曦指出，“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是有位阶的。如果只是一个行政规范，或只是实验室管理层级（制订的规范），位阶就不够。提高法律位阶，代表国家对此的重视。可以处理很多权力冲突的问题。”

刘汗曦进一步解释，比如专责机构的责任划分、实验室的预算、研究权力、研究范围、违反规范的罚责、刑责等，都是需要有中央统一标准的法规，来处理现行可能有的规范之间的冲突。

据该报道说，对比美国在1989年已经出台的相关法规，弗朗西斯·博伊尔（Francis Boyle）强调，他不是要批评中国，也对中国人民的遭遇感到非常遗憾，但此次病毒已造成国际事件，所以他呼吁应关闭所有的P4病毒实验室。

【本文来自VOAChinese、RFI，本文不代表本台观点】

【参考文章：《解密武汉P4实验室》】

解密武汉P4实验室

中国正式跻身“P4俱乐部”。2015年1月31日，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即武汉P4实验室）在武汉竣工，这是我国，也是亚洲首个即将运行的P4实验室。P4（Protection level4）实验室，即生物安全等级最高的实验室，根据国际惯例，这是人类唯一可就埃博拉等活体病毒做实验的安全场所。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就可以在自己的实验室里独立开展埃博拉病毒的活体实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