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初选爆出冷门：进步派候选人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击败获得党内要员和大笔外部资金支持的建制派人选。这一结果很快就被共和党人拿来渲染，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社会主义真的要来美国了吗？

作为对社会主义有一定了解的华人社区，本文将从进步派在民主党内的崛起谈起，梳理这一批政治人物的主要政治诉求，以及他们与华人熟悉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何不同。

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

从密歇根参议员初选，看民主党内正在发生的“反建制革命”

8月5日上午，美联社宣布，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Abdul El-Sayed）赢得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民主党初选。

在已统计的绝大多数选票中，他以大约48.5%对47.5%的微弱优势，击败联邦众议员海莉·史蒂文斯。后者不仅得到密歇根州长格雷琴·惠特默、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等党内要员背书，其竞选阵营及支持者还拥有压倒性的广告投入。根据多家媒体统计，这场初选的外部支出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支持史蒂文斯的亲以色列团体。

然而，巨额资金没有换来建制派的胜利，民主党大佬们的支持也没能压住选民求变的冲动。八年前，埃尔-赛义德第一次竞选密歇根州长时只获得约三成初选选票；如今，他将在一个总统和参议员选举都经常只差一两个百分点的摇摆州，代表民主党角逐及其关键的联邦参议员席位。

这场胜利很容易被概括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击败民主党建制派”。但这里首先需要澄清一个细节：埃尔-赛义德不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简称DSA）的成员，他本人也拒绝“社会主义者”标签，并自称是资本主义者。不过，他主张全民医保、向亿万富翁征税、取消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和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与民主社会主义者在许多议题上高度重合，也得到了伯尼·桑德斯、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等左翼政治人物支持，但他更准确的身份仍是进步派民主党人。

那么，从赛义德身上，我们能看到哪些标签？为何在民主党选民中，这些标签能比建制派更加吸引选民呢？

 

赢的不是一个标签，而是对现状的不满

埃尔-赛义德不是今年第一个扳倒建制派的民主党候选人。

6月，在纽约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支持下，三名进步派候选人横扫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初选，其中两人击败在任议员。科罗拉多州第一选区，29岁的DSA成员梅拉特·基罗斯击败已连任15届的民主党议员戴安娜·德盖特。宾夕法尼亚、俄亥俄、蒙大拿以及加州中央谷地的一些摇摆选区，也出现工会领袖、消防员和基层活动人士击败党组织青睐人选的情况。

密歇根州在昨天的初选中延续了这一趋势。进步派活动人士威廉·劳伦斯拿下共和党占据的第七国会选区的民主党提名；获得DSA支持的州众议员多诺万·麦金尼，则在底特律击败在任联邦众议员。

这些人的履历和主张并不完全相同。有人是DSA正式成员，有人只是接受该组织支持，还有人像埃尔-赛义德一样主动与“社会主义者”身份保持距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与其说是一套严密的意识形态，不如说是同一种政治姿态：拒绝企业政治献金，批评亿万富翁和大公司控制政治，指责民主党领导层在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仍然反应迟缓，并把医疗、房租、托育和工资问题重新放到竞选中心。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戴维·巴克把2026年的民主党初选概括为：与其说是左派对中间派，不如说是挑战者对建制派、局外人对局内人、民粹主义者对精英。这一判断比“民主党突然社会主义化”更接近现实。

选民未必读过DSA的政治纲领，却知道自己的保险账单、房租和食品价格正在上升；他们未必赞成废除ICE或者重写宪法，却对一批在华盛顿工作多年、每逢选举仍只会呼吁“捍卫民主”的职业政客们失去了耐心。

当“经验”越来越像无所作为的另一种说法，资历就不再是资产，而可能成为包袱。

民主社会主义者究竟主张什么

DSA不是一个独立政党，而是一个政治和社会运动组织。它通常借用民主党初选渠道推举候选人，同时试图在民主党之外建立自己的组织能力。其目标并不只是复制北欧式福利国家。DSA在纲领中明确提出，希望通过民主方式削弱资本对政治、工作场所和公共生活的支配，最终建立由劳动者拥有更大经济决策权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

DSA在纽约组织的游行

 

对于部分曾在中国社会主义体系中生活过的华人读者来说，“社会主义”往往会让人立刻联想到共产党执政、国有经济、计划体制以及党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有不少人“谈社色变”。

在苏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以及古巴等华人较熟悉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中，社会主义转型通常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由党和国家自上而下推动这会变革，把主要生产资料归国家或集体所有，政治竞争也被置于执政党的领导之下。

不过，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词，指向的政治载体和制度路径并不相同。DSA公开提出的模式却是从现有选举、工会和社会运动中自下而上积累力量，并且明确声称要把“威权式社会主义”留在历史中。它所强调的“民主”，不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可以暂时使用的工具，而是社会主义本身不可取消的制度条件。

首先，DSA不是执政党，也不主张由一个先锋党垄断政治权力。它依靠选举、工会、社会运动和地方组织推动变革，候选人必须在竞争性选举中赢得授权。DSA的2026年纲领甚至提出以多党制、比例代表制和排序选择投票取代美国现有的两党格局。它希望废除参议院，并让国会产生的机构取代总统和最高法院，这些主张对美国现行宪政结构而言相当激进；但其宣称的路径仍是扩大选举参与、重写宪法和建立多党民主，而不是取消政党竞争。

其次，DSA所说的“公有”并不简单等同于把所有商店、住房和个人财产收归国有。其纲领聚焦的是能源、交通等关键公共设施以及最大型企业，主张通过公共所有、工人合作社、强势工会和工作场所民主，把企业决策权从股东与管理层转移给劳动者和公众。普通人的住房、存款、小生意和日常消费财产，并不是它所说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主要对象。

如果用中国读者更熟悉的概念来概括，当代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允许市场和民营经济广泛存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DSA设想的则更接近“竞争性多党政治＋关键产业公共所有＋强工会和高福利＋工作场所民主”。前者以执政党的政治领导作为制度核心，后者把持续的选举竞争、社会运动和劳动者自治视为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二者都批评资本过度支配社会，也都强调公共利益，却不是同一种政治制度。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伯尼·桑德斯

 

不过，也不能因此把DSA简单理解成主张更高福利的普通自由派。它在自己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终结资本主义、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并把免费医疗、住房、教育和公共能源视为从现行制度走向新社会的过渡性改革。换句话说，DSA一方面明确拒绝威权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认为北欧式社会民主主义只是对资本主义的修补，距离其最终目标仍然不够远。

它的具体诉求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 在经济和劳工领域，支持提高最低工资、强化工会组织权、32小时工作周、带薪家庭假，以及向富人和大企业增税；

● 在公共服务领域，主张全民医保、普惠托育、从学前班到大学的免费公共教育、取消学生债务，以及扩大公共住房和租金管制；

● 在气候政策上推动“绿色新政”，要求由公共投资主导能源转型，并让受影响劳动者获得工作保障；

● 在司法和移民问题上，主张终结大规模监禁、取消警察免责保护、把部分警察经费转向社区服务，并废除ICE；

● 在外交政策上，反对美国的长期军事干预，要求停止向以色列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并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自由与自决；

● 在政治制度上，支持扩大投票权、限制金钱政治、实行多党制和比例代表制，并主张废除参议院，以由国会产生并对国会负责的行政与司法机构取代总统和最高法院。

当然，DSA的纲领不等于每一名进步派候选人的竞选承诺。科罗拉多的基罗斯已经与“废除警察”等主张保持距离；密歇根的埃尔-赛义德虽然支持废除ICE，却坚持自己相信受到严格监管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本身也存在路线之争：是继续借民主党的选票和基础设施扩张，还是最终建立独立于两党的政治力量；是优先推动能够立即改善生活的改革，还是坚持更彻底的制度转型。

这种内部差异有时是包袱，却也是它扩张的重要原因：选民可以支持全民医保和限制企业献金，而不必先宣誓认同“社会主义”。

进步派在民主党内越来越受欢迎

进步派以上一系列政治主张，恰好与工薪阶层选民期待降低社会经济压力的诉求产生了共鸣，这帮助他们赢下了不少党内选举。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社会主义在民主党选民中的接受度已经超过资本主义。福克斯新闻7月公布的民调显示，52%的民主党选民对社会主义持正面看法，而对资本主义持正面看法的只有41%。同一项调查中，52%的民主党人希望政府发生“剧烈”或“革命性”变化。与此同时，65%的全体选民认为，即使人们努力工作，美国现有制度仍被操纵得更有利于富人；在民主党选民中，持这一看法的比例更高达84%。

福克斯新闻的民调显示，收入不平等、医保和通胀物价三个领域，民主党能带来更好的解决方案

 

但这并不等于民主党选民已经全盘接受DSA。路透社与益普索7月的调查显示，53%的民主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者至少提出了一些好主意，但75%的民主党人也认为民主党本身有好主意。换言之，DSA的影响力确实在扩大，却还没有在整体受欢迎程度上取代民主党。真正超过建制派的，是部分左翼候选人的动员力，以及他们对经济不满的表达能力。

其次，进步派把宏大的制度批判翻译成了日常生活语言。全民医保不再被包装成政府规模问题，而是“看病时不必害怕账单”；公共托育不是福利扩张，而是“让父母能够继续工作”；向富人加税，也不再只是收入再分配，而是对“普通人缴税、亿万富翁买政治影响力”的回应。

这种信息尤其适合当下。民主党曾在很长时间里相信，中间选民天然偏爱温和政策。但越来越多的选举显示，许多自称“温和派”的选民并不反对激进的经济改革，他们反感的是党派和意识形态标签。一个人可以在文化议题上谨慎，在医疗、住房和反垄断政策上却相当进步。

最后，DSA为左翼候选人提供了传统竞选机构难以复制的基层机器。该组织目前自称拥有超过10万名成员和遍布全美50个州的地方分会。科罗拉多州第一选区初选中，地方DSA为基罗斯组织了6500多名志愿者，敲门超过10万户、拨打约50万通电话。纽约市DSA则表示，今年参与10场选举、赢下9场，并在初选后新增约500名成员。

建制派拥有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电视广告，左翼拥有愿意逐户敲门的志愿者。密歇根的结果再次表明，当选民已经不信任政治广告时，后者未必处于劣势。

 

初选胜利不等于中期选举胜利

尽管进步派在民主党内初选中高歌猛进，但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把民主党初选中的掌声误认为全国选民已经完成了意识形态转向。

同样是在8月4日，前“进步派小队”成员科里·布什在密苏里州挑战现任议员韦斯利·贝尔失败；华盛顿州第三国会选区的温和派民主党议员玛丽·格卢森坎普·佩雷斯也抵挡住左翼挑战。在深蓝城市和年轻选民集中的选区，进步派可以依靠高强度基层动员赢得初选；在密苏里和华盛顿州西南部，选民给出的却是另一种答案。

更大的警告来自全国民调。华盛顿邮报与益普索7月调查显示，虽然四分之三的民主党人愿意考虑支持民主社会主义者竞选总统，但55%的全体美国人明确表示不会考虑，独立选民中这一比例也达到54%。另一项路透社与益普索调查中，只有27%的受访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领导人提出了较多或一些好主意，51%认为他们几乎没有好主意。

民调显示，55%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不会考虑在总统大选中选择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

 

政策可能受欢迎，标签仍然有毒。这正是共和党将在秋季集中攻击的缝隙。

共和党目前采用的并不是细分“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术辩论，而是主动把三者压缩成同一个危险标签。特朗普在7月4日的演说中把共产主义形容为“癌症”，声称必须将其“切除”；他随后又把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崛起称为美国面对过的“最大威胁”，甚至拿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袭击作比较。早在2025年白宫宣布“反共产主义周”时，特朗普就已把“社会正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旧谎言披上的新外衣，称其本质是让人们放弃自由、把权力交给政府。

他的盟友使用了更具画面感、也更具恐吓意味的语言。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称民主社会主义者是“疯狂的共产主义疯子”，会夺走美国人“所了解和热爱的一切”；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则称他们是遍布全国的“小马姆达尼”，是对选民及其家人的威胁，并以“野蛮人已经闯入城门”形容DSA在民主党内的扩张。

这并非偶然失言，而是一套经过计算的中期选举话术。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获得的众议院共和党会议民调备忘录，共和党议员被建议尽力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连在一起，称它们是“同一棵毒树结出的果实”，因为美国选民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明显高于对“社会主义”的戒心。也就是说，共和党的目标不是准确解释DSA，而是让选民看到“社会主义”时，首先想到苏联、古巴、中国以及一党统治、财产没收和政治压迫。

不过，标签化并不意味着共和党的攻击完全找不到素材。DSA最新纲领确实提出最终废除警察和监狱体系、取消ICE、废除参议院、改造总统与最高法院，并对最大型企业实行公共所有。这些政策远超民主党主流，也未必得到每一位DSA支持候选人认同。共和党正在做的是把这个组织内部最激进的长期目标，套在所有进步派乃至整个民主党身上；真正的政治争夺，就发生在“如实展示风险”和“故意扩大恐惧”之间。

不过在具体操作上，共和党却恰恰相反，一些共和党人甚至巴不得民主党把最左翼的候选人送到自己面前。

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威斯康星。共和党州长协会已经投入近360万美元制作针对民主社会主义者弗朗西斯卡·洪的电视广告。名义上，广告警告她“太自由派”“危险地左倾”；但广告反复告诉民主党选民，洪反对特朗普的大规模驱逐、反对地方警察配合ICE，并希望让民主党“回到进步主义根源”。这些对11月中间选民可能是攻击材料，对8月民主党初选选民却未必是坏事。

这种看似矛盾的操作其实暴露了共和党对2026年中期选举的一种判断：他们真正担心的或许不是民主党向左转，而是民主党推出一个既能调动左翼基本盘、又不会吓跑中间选民的候选人。如果必须选择对手，共和党显然更希望面对一个可以被特朗普贴上“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标签的左翼候选人，而不是一个没有太多意识形态包袱的建制派民主党人。

于是便出现了2026年选举中颇具讽刺意味的一幕：共和党一边警告美国正在面临“社会主义威胁”，一边又悄悄帮助社会主义者走到11月的选票上。真正的问题因此不再是左翼能不能赢得民主党，而是共和党的这个政治计算究竟对不对——这些候选人在赢下党内初选以后，是否真的会在中间选民面前撞上天花板？

密歇根将回答：这是一场运动，还是一次反弹

因此，进步派要赢得11月，关键不是让中间选民先接受“民主社会主义”四个字，而是证明自己能够把党内的愤怒变成跨越党派的生活议题。

他们需要继续谈医疗、住房、工资和企业垄断，也必须回答边境、犯罪、税收成本以及外交安全等更棘手的问题；需要保持年轻选民和基层志愿者的热情，同时避免把年长选民、郊区家庭和文化上相对保守的工薪阶层推向共和党；需要批评民主党建制派，却又不能让党内初选留下的伤口阻碍大选所需的资金和组织合作。

这是一条非常窄的路。

如果埃尔-赛义德能在密歇根获胜，如果劳伦斯能从共和党手中夺下第七国会选区，如果临危受命的杰克逊还能在普拉特纳退选留下的废墟上击败苏珊·柯林斯，那么2026年将证明，民主党进步派已经不只是深蓝城市里的压力集团，而有可能成为一支新的全国执政联盟。

如果他们在初选中制造轰动，却在11月丢掉决定国会控制权的关键席位，建制派也会得到最有力的反击理由：左翼可以激发民主党基层，却无法赢得美国中间地带。

所以，密歇根真正要检验的，并不是美国选民是否突然爱上了社会主义，而是他们对现状的厌倦是否已经强烈到足以跨过对“社会主义”这个词的恐惧。

初选回答了民主党人想要谁。11月的中期选举才会回答，美国人是否也想要同一个答案。

 

消息来源：美联社、华盛顿邮报、DSA官网、华尔街日报、福克斯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综合编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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