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选择自由的“钢琴诗人”

出生于中国的钢琴家傅聪以对肖邦、德彪西和莫扎特的细腻诠释闻名,其父是著名翻译家及作家,他写给傅聪的信影响了一代中国读者。周一,在生活多年的伦敦,傅聪于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6岁。

1987年与傅聪结婚的钢琴家卓一龙(Patsy Toh)说,死因是新冠病毒。

1955年,傅聪在华沙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三名,成为第一批获得世界性声誉的中国钢琴家之一。他对肖邦马祖卡舞曲的演绎还获得了一个特别奖。

几乎一夜之间,他成了民族英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政府来说,傅聪在著名国际比赛中获得认可,证明中国在艺术方面可以同西方分庭抗礼。采访傅聪的中国记者蜂拥而至,还有很多记者向他的父亲、法语文学翻译家傅雷请教儿童教育方面的建议。

但官方的友好并没有持续太久。

两年后,毛泽东发起了反右运动,包括傅雷在内的数十万中国知识分子受到迫害。许多人遭受折磨、被流放到劳改营。当时在波兰华沙音乐学院(Warsaw Conservatory)学习的傅聪被要求回国接受几个月的“改造”。

回到华沙后不久,他发现自己陷入两难境地。目睹国内日益动荡的政治气候,他知道,如果毕业后他像政府期望的那样回到中国,他会被要求谴责自己的父亲,这样的事令人难以想象。

因此,1958年12月,傅聪逃离共产主义波兰,来到伦敦请求政治避难。

“关于我的离开,我总是感到遗憾和痛苦,”他在采访中回忆。他说,中国有那么多知识分子遭受苦难,但他却逃跑了。“我很不安,好像亏欠了所有的朋友,”他说。

叛逃后,傅聪与在上海的父亲保持着书信往来——这项特权据说是经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批准。

然后,在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颠覆中国社会的十年动乱。激进的红卫兵指控巴尔扎克和伏尔泰等作家的译者傅雷有“资本主义”的艺术品味等各种罪行,对他们夫妇进行了数天的羞辱和折磨,最终这对夫妇像当时许多中国人一样被迫自杀。当时仍在伦敦的傅聪直到几个月后才得知父母的死讯。

1981年,毛泽东统治结束后的中国政府为傅聪的父母恢复了名誉,傅雷写给以傅聪为主的家人的书信在中国出版。《傅雷家书》中充满忠告、鼓励、人生教诲和严厉的父爱,成了中国的畅销书。

对很多人来说,傅雷关于音乐、艺术和生活的论述,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形成了一种乐见的对比。在文化大革命中,儿子反对父亲,学生反对老师,邻里反目,一切都是为了政治。

“你想象一下我们成长的环境,那是非常刻板的,”政治分析人士徐曦白说,他在北京上中学时第一次读了傅雷的信。他还说:“所以读《傅雷家书》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人可以过得多么体面——一种非常细腻和艺术的生活,有真实的人类情感,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

傅雷的话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在他去世后,这些话依然在收信者心中产生长久的共鸣。

“我爸爸的名言就是,‘第一做人,第二是艺术家,第三是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傅聪在采访中回忆。“这个次序,我现在认为就是这样,应该这样。我就是这样的。”


(傅聪2006年在纽约演出。 NAN MELVILL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傅聪于1934年3月10日出生于上海。父亲除了从事翻译工作,还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母亲朱梅馥是丈夫的秘书。

在父亲的严格监督下,傅聪和弟弟傅敏接受了中国古典传统的教育,并且在中西文化的熏陶下长大。傅聪从小学习艺术、哲学和音乐,经常利用父亲的留声机和大量唱片收藏。

傅聪从小就喜欢古典音乐,7岁时开始学习钢琴。他后来的老师之一是上海交响乐团的意大利指挥梅百器(Mario Paci)。

但战时中国的混乱使他无法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1948年,少年傅聪随家人迁往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据他说十分叛逆的时光。回上海几年后,他才开始全心投入到钢琴上。

傅聪第一次登台是在1952年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这场音乐会引起了北京官员的注意,于是选派他去东欧比赛和巡演。

傅聪很快搬到波兰,得到奖学金,在华沙音乐学院学习。1955年,为了准备在华沙举行的第五届肖邦比赛,他刻苦练习,结果在第一轮比赛中伤了手指,险些被淘汰。

1966年父母去世后,傅聪留在国外,成为国际著名钢琴演奏家,以演绎肖邦而闻名,但他对海顿、莫扎特、舒伯特和德彪西作品的诠释也赢得了赞誉。《纽约时报》的伯纳德·霍兰德(Bernard Holland)在评论他于1987年在纽约的一场独奏会时写道,傅聪有着“对色彩的敏感听觉”和“难以捉摸的旋律天赋”。

“我们应该多听傅聪的演奏,”霍兰写道。“他是一位艺术家,他把自己极高的钢琴天赋用来追求音乐目标,而不是用来表演。”

毛泽东去世后,文化大革命也随之结束,1979年,傅聪在时隔20年后首次获准回国,与弟弟重聚,为父母举行追悼会。

在随后的访问中,他做了表演和演讲,因其对音乐的抒情演绎被誉为“钢琴诗人”。后来的新版《傅雷家书》中收录了傅聪写给父亲的部分书信。

傅聪去世之际,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抬头。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评论人士因为他在几十年前的叛逃,称他是中国的叛徒。1950年代,傅聪定居伦敦后也面临类似的指控。

“我跟他们说什么呀,没有什么可说,”傅聪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这些批评人士时说。“并不是我是真的向往西方。”

“我选择自由,”他还说。“没有那么简单的事,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许多中国人都怀念他,包括著名的钢琴家李云迪和郎朗,他们称傅聪为“古典音乐里的一股清流,我们精神的灯塔”。


(2007年,傅聪在中国成都。钢琴家郎朗称他为“古典音乐里的一股清流”。 VCG/VCG, VIA GETTY IMAGES)

“傅聪的遗产向人们和音乐家展示了正直、品格和音乐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技术,”巴德音乐学院美中音乐研学院的指挥兼院长蔡金东说。

傅聪的第一任妻子是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的女儿扎米拉·梅纽因(Zamira Menuhin),两人的婚姻以离婚告终,他与玄禧晶(Hijong Hyun)的短暂婚姻也是如此。傅聪的遗属除了妻子卓一龙,还有第一段婚姻所生的儿子傅凌霄,与卓一龙的儿子傅凌云,以及弟弟傅敏。

傅雷在晚年仍然热衷音乐,每天都要弹几个小时钢琴,即使手指日渐衰弱。他在采访中一再提到这种热爱,以及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智慧。

“小时候,我在波兰给父亲写信,说我感到悲伤和孤独,”他回忆。“他回信说:‘你永远不会孤独。古今的名著,时时刻刻给你精神上的养料!’”

“这就是我的感觉,一直都是,”傅聪说。

【本文来自NYTimes,原作者AMY QIN是《纽约时报》中国记者,Amy Chang Chien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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